立志救国 投身革命
王仁斋,名荣进,1910年11月19日生于掖县平里店镇店王村一个中农家庭。1929年夏,王仁斋毕业于县立第三小学,当年考入黄县志诚中学。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王仁斋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受到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潮的影响,思想不断提高。
1932年夏天,王仁斋初中毕业,由小学同学、共产党员姜兢一介绍,与共产党员孙鼎相识。当年秋天,王仁斋考入北平弘达二院高中部读书。1933年寒假,王仁斋回到掖县,由孙鼎、姜兢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辍学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他以奔放的革命热情,坚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团结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好评。1934年2月,国民党掖县县党部接到省党部密令,要逮捕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郑耀南闻讯转移,孙鼎代理县委书记。4月,孙鼎也被迫离掖,王仁斋代理掖县县委书记,他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这年,他在柳林头小学教学,结识了草坡小学张绍堂、张文轩等进步教师,经常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主张,鼓动他们投身革命。1935年春,李空谷介绍王仁斋去长岛工作,盛咸庆代理掖县县委书记。当年秋天,王仁斋从长岛回来,到东周廷小学任教。学校封建思想严重,不少教师训斥打骂学生。王仁斋对学生态度和蔼,循循善诱,不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教唱进步歌曲,深受学生热爱。“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发展到掖县,王仁斋积极活动,在进步青年教师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他以草坡小学为基点,对周围小学十几名青年教师进行抗日反帝反封建的教育。1937年春天,王仁斋再次代理县委书记,并经人介绍到六区区公所工作,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
组织武装 开展统战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派部队进驻掖县,与国民党掖县政府联合成立政训处,举办民众自卫队训练班,开展民众训练。县委号召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积极参加训练,王仁斋带头参加,在他的带动下,各区的青年、党员、民先队员很多人参加了第一期训练。结业后,王仁斋在麻渠村东的空地里,主持第六区青壮年进行军训。他以训练民众的合法身份广泛接触群众,教练军事技术,教唱抗战歌曲,深入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工作。1937年10月,王仁斋当选为县委宣传委员,他积极执行县委发展党、发动抗日武装的决议,与郑耀南、郭欣农等人率先在六区拉起“人民抗日义勇队”。这支武装是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为了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和民主人士一道抗战,王仁斋根据县委决定,以进步教师的身份和赵森堂、孙会生、徐志皓等国民党员一起组织成立了“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在王仁斋的教育动员下,一部分进步的知识青年参加了“民抗”。王仁斋在“民抗”中深孚众望,被推选为领导成员。经过王仁斋的努力,改变了“民抗”的组织成份,促进了县委同“民抗”的联系,并取得了县委对“民抗”的一部分领导权。王仁斋对“民抗”的进步青年,积极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发动。他说:“国难当头,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而紧迫的任务就是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取得抗战胜利,就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他的讲话热情洋溢,给“民抗”队员以很大的教育。为让大家熟悉武器,掌握射击要领,王仁斋组织队员学习手枪的拆装和射击技术。在王仁斋的教育培养下,这批队员不少人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王仁斋根据县委指示,发动党内外爱国青年,运用买枪、借枪、提枪等方法积极筹备武器,为抗日武装起义做准备。
1937年10月底,国民党掖县公安局黑港口武装小分队队长进城办事。王仁斋当机立断,率领原县委特务队员十几人于深夜包围小分队驻地,一枪未发缴获长短枪四五支,子弹一部分。12月,国民党掖县县长刘国斌逃跑。县委及时作出了统一全县抗日武装的决定。各分区领导的小股武装首先统一起来。然后通过王仁斋的积极串通说服“民抗”参加,组成“掖县民众抗敌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动”),统一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民动”根据各股武装人枪的多少,出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民动”的五个委员中,有四名是共产党员,县委取得了对“民动”的绝对领导权,接着,经王仁斋的反复联系,郑耀南公开出面,与赵森堂在上官李家进行会晤。通过谈判,掖县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战协议,这就争取了具有一定影响的赵森堂等国民党人,把掖县上层人物最大限度地组织到抗日民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全县范围内调动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鞠躬尽瘁 以身殉国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入掖城,成立了伪县政府。县委及时做出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城,消灭立足未稳的伪政权。“民动”成立了起义攻城指挥部,王仁斋是主要成员之一,他为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38年3月9日,“民动”在玉皇顶举行武装起义,队伍一举攻克掖县城,活捉伪县长刘子容,摧毁了伪政权。王仁斋的父亲本来是支持他参加抗日的,这时却为独生子担起心来。仁斋因公下乡,其父在路口截住了他,说:“你们这些人,缺武器少给养,怎么跟鬼子打仗?”不由分辩,夺过自行车骑回家去。王仁斋苦口劝说,父亲总是不答应,只得去求父亲的挚友王宝义想办法。王宝义说到他家借车子,他父亲毫不怀疑。王仁斋接过车子,对王宝义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投身抗日救国,就应当义无反顾!”进城后,起义队伍经过整编,命名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王仁斋被任命为政治处处长。王仁斋白天讲课,参加讨论,进行小结,夜晚编写讲义,找党员谈话。学习班共办两期,对提高政工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为部队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政工干部训练班里,王仁斋通过考察和个别谈话积极慎重地培养和吸收新党员。这些同志大部分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骨干。三支队成立后,王仁斋为宣传群众,发动抗战,率领一部分政工干部和剧团人员组成宣传队,深入各区镇进行巡回演讲,公演话剧,教唱抗战歌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情绪。三支队和民主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深得民心,全县爱国青年踊跃参军,三支队很快发展成近四千人的队伍。由于部队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身为三支队财政委员的王仁斋,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王宝义在平里店“广聚”钱庄当伙计,王仁斋动员他说服掌柜的,捐献现洋一千元。过后,掌柜的跟伙计们说:“花了这么多钱,也没花出个响来。”王仁斋说:“我们三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抗日打鬼子为老百姓办事的,你们放心好了。”当天,平里店街上就贴出三支队政治处的大布告,阐明三支队的六条政治主张和县政府的六条施政纲领,表彰“广聚”钱庄捐献现大洋一千元的爱国举动,号召全县工商界学习“广聚”钱庄的爱国行动。于是,三支队“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很快变为全县人民的行动。那时候物价不稳,许多商号存物不存钱。“广聚”钱庄购进大批棉纱存放仓库。王仁斋得悉和孙会生立即动员掌柜的,把这批棉纱转卖给了三支队。三支队把棉纱运往平度,以一斤棉纱换一斤白布的代价换回一批布匹。当年5月,三支队指战员全部穿上草绿色的新军装。三支队以赵森堂为首的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妄图消灭共产党,篡夺三支队的领导权。王仁斋组织政工干部训练班,赵森堂就办中队长以上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内,他们大肆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谬论,公开结党营私,搞分裂活动。王仁斋到军事训练班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批评赵森堂等人的分裂活动,号召大家顾全大局,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接着他又召开政工干部会议,要求共产党员提高警惕,坚守岗位,团结战斗。
4月上旬,王仁斋改任三支队交际处处长,负责统战工作。随着共产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赵森堂一伙的倒行逆施也愈演愈烈。王仁斋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紧急召开会议,搜集情况,研究对策,采取应变措施。一次,王仁斋听说形势恶化了,他拍着匣枪说:“他们一意孤行,破坏抗战,干脆跟他们裂了!”1938年5月,王仁斋被胶东特委调去开展统战工作,“七·四”事变后,才回到三支队。他听说三支队特支处决了赵森堂一伙国民党反动分子,高兴地说:“这一着好啊!纯洁了部队,保卫了根据地,对稳定胶东抗战局势意义大着呢!”
1938年9月,胶东三军在沙河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王仁斋调五支队交际处任副处长。10月,日军张宗援和伪军刘桂堂部由平度县北犯掖县。五支队司政机关撤离掖县城,王仁斋留在掖县协助特委政治保卫部副部长王鼎臣破获一个案件。新年前,他和王鼎臣到黄山馆向高锦纯司令汇报工作。交际处的同志关心地对他说:“处理不完交给地方算了,不能再拖了,尽快回来吧!”王仁斋镇定自若:“现在不好松手啊,管他呢,豁出去了!”
1939年春节前,五支队领导机关迁驻黄县城。张宗援、刘桂堂率部向黄县逼进。3月1日,五支队领导机关转移到莱西张格庄、山后一带。当天王仁斋身穿便衣,行色匆匆从掖县赶往黄县。他路过石板丁家二十一旅(原三支队主力)旅部去看望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等老战友。同志们怕他出危险,都不让他走。王仁斋说:“任务紧急等不得啊。”坚持上了路。在黄县城南,王仁斋和刘桂堂(刘黑七)匪徒遭遇,不幸被捕遇害,年仅二十九岁。(来源:中共莱州市委、莱州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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