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孙鼎小学毕业。翌年，其父在平里店开了“天祥义钱庄”，孙鼎襄理其事。经营不足两年因亏损倒闭。一九二五年，孙鼎与同村孙永恩去哈尔滨学做生意。他在姐夫（“恒顺昌商行”三掌柜）郭眉山帮助下，开了个酱醋店，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很多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孙鼎开的酱醋店也未能幸免。不久，孙鼎重返故里。东北一行，使孙鼎亲眼看到了广大人民的悲惨境遇，亲身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欺凌，萌生了抵御外侮、拯救中华的强烈念头。
一九二九年，孙鼎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现莱州一中前身）。九中学生思想比较活跃。进步老师王升初、耿维福等经常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许多进步刊物，如鲁迅著作、《光明杂志》、《世界知道》、《哲学街头》等在学生中传阅。通过阅读进步刊物和老师的教育指引，孙鼎进一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的黑暗腐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使他形成了革命的思想。他经常邀请一些进步青年聚会在一起，痛陈军阀的昏庸腐败，并表示：“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不怕艰险，决心与黑暗的旧社会斗争到底。”孙鼎在同学中的威信和影响不断提高，不久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孙鼎与李佐长、沈石如等学生自治会领导一起，鼓动全校同学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主张。他们提出“国难当头，中华男儿应勇赴国难，为国捐躯”。一时间，全校同学个个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发动起同学以后，孙鼎与李佐长、沈石如一起来到校长办公室，与校长当面交涉，要求停课进行抗日宣传。彭沛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孙鼎与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连夜进行研究，一致认识：“抗日救亡是正义之举，我们要不怕困难、不怕开除，与彭沛民进行坚决斗争，迫使他让步。”第二天，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学生到学校礼堂，要求校长接见。彭沛民得知学校的教室个个空无一人时，慌忙来到学校礼堂。为了安抚学生，他学着蒋介石的腔调对学生说什么：“抗日救亡是国家大事，政府自有安排，学生安心学好功课就是爱国”等等。孙鼎义正严辞地反驳说：“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难道这就是政府安排？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难道政府就做到这样安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强盗已经临门，你却让我们在强盗的枪口下保持沉默，究竞是何居心？”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驳得彭沛民理屈辞穷。他见众怒难犯，只得同意停课。停课以后，孙鼎带领全校同学首先来到九曲巷国民党县党部，列队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提前布置，如果县党部无人出来就冲进去进行说理斗争。口号声惊动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组训委员杨文郁慌忙出来接见。孙鼎上前陈述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的要求：一、县党部立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吁请蒋介石宣布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县党部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必要的物质支援。之后，孙鼎又带领学生到县政府请愿。为了扩大宣传，唤起民众，敦促政府抗日，孙鼎等人一方面组织一部分学生分赴招远、昌邑、平度等县的中学进行联络，相约选出学生代表，一起奔赴南京请愿；一方面组织同学走上街头，到县城和重要集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查禁日货的同学到各个商店进行检查，发现日货动员货主当场销毁。他们还以快邮代电的方式，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在进步老师王升初、耿维福帮助下，马少波、王登寿等同学还创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文艺刊物《天外周刊》。《天外周刊》深受校内外人士欢迎，行销掖县教育馆、邮局、书店和各学校。
九中学生运动在县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彭沛民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他慑于学生会的号召力，不敢对孙鼎等人下手，便煽动少数落后学生，以鼓动学潮为由，企图驱赶进步老师王升初和耿维福，封闭《天外周刊》。并决定开除闹学潮和创办《天外周刊》的活跃分子王登寿。彭沛民的倒行逆施，引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孙鼎组织全校学生与彭沛民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一面亲自与彭沛民辩论交涉，一面发动学生坚持罢课，致使彭沛民面对全校无法收拾的局面，而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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