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郑耀南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0年秋，中共掖县县委在其家南屋秘密成立，他当选为掖县县委第一任书记。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传播革命理论，郑耀南主持创办了掖县最早的党刊《红星》，他亲自负责编稿。由于条件简陋，他自己用针尖在铁锉上刻写蜡纸，油印传单，经常彻夜不眠。当时，国民党掖县县党部筹备成立全县农民协会，郑耀南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因而带头成立郑家村农民协会，并动员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农民协会组织创建工作。1931年3月，掖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五名县农民协会领导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名，从而使县委掌握了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为保卫掖县党组织，镇压敌对分子，解决活动经费，1932年4月，掖县县委决定秘密成立特务队，郑耀南任特务队队长。郑耀南在《红星》上发表文章，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党的特务队员。郑耀南带头动员养母卖掉家里仅有的2亩好地买了一支手枪。在郑耀南的领导下，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
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郑耀南等遭国民党省党部通辑，被迫离开掖县，转移到北平，投奔在弘达中学的共产党员郭欣农，并成立了党小组，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后经郭欣农介绍，与北平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时值冯玉祥、吉洪昌等组织抗日同盟军，郑耀南前往察哈尔参加。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转移到龙口，趁年底潜回掖县，交接完工作后，又转移到东北，于1934年夏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吉林延吉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耀南到吉林省拉法以上山区，争取“三江好”土匪部队抗日。1935年，郑耀南在奉天被日军逮捕，被有力商号保释，后又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抚顺煤矿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劳资斗争，最终迫使资本家给矿工增加了工资，期间曾被押七天。1936年秋，回到烟台担任胶东特委教育宣传委员，负责党刊《战斗》的编辑工作。12月，胶东特委遭破坏，郑耀南化装转移到青岛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在外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郑耀南先后辗转北平、察哈尔、山东、吉林、黑龙江、奉天等多个省份、十几个城市，虽历尽磨难，但一直与掖县县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教学、算命、行医等为掩护，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兴起。1937年秋，郑耀南由青岛返回掖县。在与上级组织还未取得直接联系、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直接指导的情况下，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不犹豫、不等待，也不依靠任何外援，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10月，张加洛带回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决议和山东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精神。郑耀南主持召开沟东、诸冯会议，自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抗战方针和政策，作出了依靠党、发展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组织的决定。会后，县委恢复党刊，定期出版《民声》，加强抗日宣传，郑耀南亲自担任主编，并负责刻印工作。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努力，在掖县建立起6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中郑耀南等人在平里店一带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
在掖县县委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的同时，掖县国民党人也在筹建“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郑耀南认为，能否团结掖县的国民党员一起抗战，是能否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为此，县委特意安排县委委员王仁斋参与“民抗”筹建，并成为领导成员。1937年12月，在济南失守的前夕，韩复榘军队撤走，国民党掖县县长刘国斌仓皇出逃，国民党掖县政权垮台。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审势度势，当机立断，于12月底，召开县委会议，决定由共产党公开出面，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为主，吸收“民抗”，组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会后，经过与“民抗”的谈判，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民动”领导机构，其中共产党人占4人，县委掌握了对“民动”的领导权，掖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掖县城并建立伪政权，刚上台的伪县长刘子容，下令取缔抗日组织。针对形势的变化，掖县县委作出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起义前，郑耀南为核心的县委作出了起义胜利与失败的两种准备：安排了两套班子，郑耀南等领导起义；张加洛等潜伏下来，准备秘密开展工作。
3月8日，郑耀南指挥起义军，包围整个掖城，切断伪政权外援，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强大政治攻势，起义军一枪未发，开进了掖县城。随后，以“民动”为主体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并向全县发布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大纲》。为加强共产党对三支队的领导，4月成立三支队特支，郑耀南任书记，并在三支队基层设立党支部，分设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三支队就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枪，成为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
与之同时，建立起山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掖县县政府。时值国民党、日军发行的各种货币充斥掖县市场，物价飞涨，民众苦不堪言。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军政供应，改善人民生活，郑耀南聘请社会贤达人士孙康厚任三支队财经委员会主任，出台了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三支队军需处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保障了三支队的军需。4月，八路军鲁东第七、第八支队东上黄县路经掖县，三支队赠送给其两千多套崭新的军装及部分款项和通过掖境时路上所需的粮秣。郑耀南又聘请原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筹建了北海银行，稳定了金融秩序。1948年12月，北海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三大前身之一。郑耀南还团结安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
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党组织，坚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识别、运用党外抗日人士，与他们实行广泛合作；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坚决进行斗争。正当三支队大发展的时候，盘踞平度的国民党顽固派张金铭派人给郑耀南下委任状，郑耀南当场拒绝。事后，郑耀南对李佐长说：“我们是党的武装，只接受党的领导，党的任命。他们有什么资格下委，真是岂有此理！”张金铭下委不成，勾结招远的焦盛卿、栖霞的秦毓堂、莱阳的刘东阳，于1938年5月，分四路对掖县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郑耀南亲临一线，沉着指挥作战，在三军、八支队的援助下，持续一个多月，三支队击败了顽军的进攻，保卫了掖县抗日根据地。在三支队内部，以参谋处参谋长赵森堂为首的一小撮国民党右派分子，阴谋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纂夺三支队和县政府的领导权。以郑耀南为核心的中共掖县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对赵森堂等保持警醒，得知赵森堂欲策划叛乱的准确消息后，郑耀南召集特支领导成员紧急磋商，火速报胶东特委，并果断采取措施将其铲除，纯洁和巩固了革命队伍。
1938年8月，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掖县城合编，三支队编为三军六十二团及五十五团的两个营，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郑耀南不居功，不自傲，服从党组织安排。但合编在三支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三军还不足两千！”，“我们有银行、兵工厂、被服厂、报社，月收入不下三十万，三军有什么？”，“在三军机关的领导成员中，掖县人一个也不安排，也太不公平了！”对这些反响，三支队特支特别是郑耀南顾全大局，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他说，掖县的党，掖县的部队所以有今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过去，我们时刻盼着上级党的领导，到处寻找党的关系。今天我们把部队交给上级党来领导，这不正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希望吗?党的武装，就应该交给党来统一领导，现在就是时候了。正是在三支队特支和郑耀南的教育和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合编。胶东特委书记王文感慨地说：“老郑真是一个好同志！”
1939年3月，郑耀南奉中央电令及直属首长批准赴中央报告工作，从沂水王庄出发，越高山，涉大水，越垣曲，过黄河，达渑池，乘陇海路车过潼关至西安，又乘汽车至延安，穿越数道封锁线，行程六七千里，10月到达延安。1940年1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郑耀南脊椎出现疾病，同志们多次劝他进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1941年4月，郑耀南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在疗养期间，他热情为病员服务，被评为模范休养员。在中央工作期间，郑耀南负责的工作量相当艰巨繁重，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郑耀南还带病坚持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冬，郑耀南脊椎出现异常，经确诊为腰椎结核，再也不能坚持工作。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是年清明节，中共掖县县委、县政府在平里店召开郑耀南追悼大会，胶东、西海区和掖县党、政、军代表和群众两万多人参加。会后，在郑耀南的家乡西障郑家村为其树立纪念碑。郑耀南烈士逝世五十周年，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其题词“峥嵘岁月渤海湾，忠魂千秋留延安”。（来源：中共莱州市委、莱州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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