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鼎烈士传略（下）

    一九三二年一月，烟台省立第八中学学生郭欣农受烟台特支派遣，回掖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根据孙鼎的表现，首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并很快与掖县县委接 上了关系。同时，为了保卫党组织和筹集活动经费，县委还成立了秘密武装组织特务队。特务队活动非常秘密，队员都是党的坚定分子。孙鼎被吸收为特务队员，并 成为其中的骨干。七月，郭欣农到北平上学，孙鼎九中毕业到北障小学任校长，承担了与烟台特支进行联系的任务。北障小学便成了党的重要活动地点。烟台特支有 什么指示，都通过烟台汇文中学的孙其文，用密信邮给北障小学孙铁生，然后再转掖县特支。密信是用小楷笔蘸中草药五贝子水写在普通书信的字行间。收到信后， 用羊毫笔蘸黑矾水涂抹，便可读到密信的内容。北障小学曾一度经费紧张，面临倒闭。为了保持党的活动阵地，孙鼎瞒着他父亲，偷偷卖掉四亩地。他对买主讲好， 待其父亲去世以后，地再如数归买主所有，从而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他还聘请了思想比较进步的教师宿锦堂、姜仙洲、宿铭山等到学校任教。在学校里，他经常向 学生宣传苏联革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等。并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排演话剧，宣传妇女解放，破除迷信等。孙鼎经常冒着生命危险 到县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有时，他把传单包上石头，扔到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院内。为了壮大党的组织，他主动与那些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的青 年接触。一九三二年，他先后介绍了孙化源、李佐长、王登寿等十五名同志入党。
    一九三三年，山东军阀韩复榘与国民党勾结，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掖县党的创始人郑耀南、王鼎臣被迫出走。在充满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孙鼎担任了掖县县委书 记和特务队队长。在环境急剧恶化的形势下，孙鼎四处活动，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他带领特务队几次严惩反动分子。县政府虽曾几次派军警围捕特务队，但都一无所 获。
    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党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困难。为应付日益恶化的环境，武装特务队购买枪支需要钱，郑耀南转移在外也急需资助。孙鼎为了解决资金整日冥思苦 想。一天，孙鼎的父亲到平里店为一家商号排解纠纷，夜里才从平里店往家走。当走到辛庄村东时，突然从树林中窜出四条大汉，未等孙培琛反应过来，就被一块黑 布蒙住了脸，紧接着被五花大绑起来。孙培琛意识到这是土匪绑票，就问道：“你们是为钱还是为命？”只听答道：“为钱！”孙培琛道：“要是为钱，我找个人顶 替行不行？我好出去筹备钱。”对方答道：“要是你说了不算，日后就别想出门。”于是，孙培琛被押到小北岭他的朋友张素家门外。叫开门后，四条汉子又将张素 绑了起来，将孙培琛松开绑塞到张素家门洞里。第二天，孙培琛拿着一千元现大洋送到了约定地点，赎出了张素。几天后，县委几个领导得知，经费问题解决了。原 来，孙鼎了解其父存有一千元现大洋。他知道正面动员他拿出来不可能，就找到贫苦农民赵典臣和赵典钦，让其再找两个人，定下了绑票要钱的计策。当孙鼎知道其 父去平里店很晚才能回来后，就通知赵典臣等，演出了这出绑票要钱的戏。
    孙鼎的活动，使其身份逐渐暴露。为了党组织的安全，县委决定让孙鼎暂离掖县。一九三四年四月，孙鼎到了北平，住在弘达中学公寓。他先找到在中国大学上学的 郭欣农，通过郭欣农与北平市共产党员陈义山接上了关系。从此，孙鼎参加了北平市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孙鼎离掖以后，对掖县的革命斗争仍然非常关心。一九三四 年夏，为了指导帮助掖县工作，他偕同陈义山来到掖县，住了一个多月。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接连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香河事件”。同年底，在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孙 鼎积极投入这次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后，北平郊区不断出现农民夺粮、抗租、抗税的斗争。为了动员组织群众，北平党组织派大批党员分赴市郊以教书、行 医为掩护，从事“反自治”、“要抗日救国”活动，并到伪军中进行策反活动。孙鼎受党组织派遣，在昌平南口一带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七七事变”后， 这支队伍积极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爆发了“通县武装起义”，大批日本官兵被起义的保安总队击毙。随后，日军疯狂进行报复，在通县城进行 了大规模屠杀，整个通县笼罩在血腥的恐怖之中。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孙鼎率领游击队经常潜入通县，寻机消灭敌人。在游击活动中，孙鼎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年仅三十一岁。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年仅三十一岁的孙鼎烈士，为民民族，为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抛洒了自己的一腔热血。他的英雄品质和献身精神将流芳千古、永垂青史。（来源：中共莱州市委、莱州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