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赵丁夫同志家中（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他对我说：在战争代我是你父亲的属员，他是位忠厚老实人，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心情舒畅，工作放心！"
王浩川同志（他是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他一定叫我住在他的家中，我在他家住了两天，谈到战争年代的事情，还是滔滔不绝，他说那时候你父亲有个外号叫“熬干灯”，战争年代都是点油灯，只要灯里有油，你爸爸不是开会就是写东西，把油熬干了他才睡，所以我们管他叫“熬干灯”。
一九八三年父亲辞了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安排，毅然办理了离休手续，全退了下来。但他并没有完全休息颐享晚年，他以很大的热情投人了党史征集工作，除了参加多次的座谈，征集会议和活动外，他还亲自动手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他写的回忆文章，都很翔实确切，特别是有关泰山区，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发动的武装起义，组织群众巩固抗日政权的情况，时间、地点、事件的来笼去脉、当事人的活动员，交待清楚，论据清晰，深得党史工作人员的称赞。
在很多老同志的协助下，他还完成了“泰山区肃托错案”情况的搜集整理工作，终于使这沉冤得到彻底平反。
“泰山肃托错案”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发生在泰山区解放区内件重大的错误案件，当时在“极左” 的思想指导下，在党政机关、地方部队中开展了所谓肃清托洛斯基运动。错杀了大批党员干部，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时虽经省委发现，做了纠正和平反，但是由于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平反很不彻底，有很多误杀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他们的家属子女有些还受到牵连和不公正的待遇，对此，他多年来就心怀不安，注意收集有关此案的材料。他常对些老同志讲，现在我们活着的人已高官厚禄、颐养晚年，误杀的一些人至今冤枉得不到纠正，于心何忍呢，他动员很多老同志叙述这段历史，并详加记录。
一九七九年夏天，他趁蒋方宇同志（抗战期间泰山地委委员，组织部长，肃托领导小组成员）在泰山疗养院住院的时机，也住进了泰疗，用三个半天，由蒋方宇同志回忆了“泰山肃托” 的前因后果，事实经过，各个案件的审理情况，整理出案件的初步资料以后，他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经过多方联系，核对、补充、整理了部分肃托误杀人员名单。经过几年的努力，排除很大阻力，耗费了巨大精力，终于整理出了三万余字的“泰山肃托错案” 的书面文章，翔实完整的反映了这错案的经过。并联合当时在济南的泰山区老同志高克亭、高启云、刘众前等同志，向山东省委写出了“关于要求复查泰山区肃托错案”的报告，在省委的指示下，泰安市委组织专门力量，对这错案认真的调查、核查、落实。最后做出了彻底的平反纠正的决定，至此这沉冤四十多年的历史错案，终于真相大白，许多误杀的同志能含笑九泉，他们的家属得到了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很多老同志都说象岑同志这些年的精力没有白费！
父亲生刚直不阿，对党对同志充满着爱，而对冤假错案深恶痛绝，遵重事实，仗义直言。他在晚年，帮助很多老同志，申诉平反了历史上造成的冤案。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回家常见到位白发苍苍的身高体瘦的老同志住在我们家。他就是革命老人白子钿同志。白子钿同志，原藉沂水县山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方政权和经济工作。建国后是山东省石油公司的副经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组织上派他去香港采购石油，他带着两位同志，一条油船，往来香港大陆之间，对支援战争， 解决山东石油供应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反”运动开展后，组织上通知他回国参加运动。他是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他经不起运动的高压逼供，承认自己是贪污犯。并从原藉家中“退赃”了些黄金。其实这些黄金是他父亲多年经商、淘金积累下的家产，并非是赃物。白的父亲生经商理财，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虽没有直接参加抗战队伍，但他利用经商，出入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为抗日根据地采购大量药品、食盐等紧缺物资。对打破敌人的严密封锁，保障战争供给和当地紧缺物资供应，是做了很大贡献的。他们家乡， 自古又有山谷河流淘沙金的活动，这是他家黄金的真实来源。但在当时运动中。在“极左思潮指导下，有了这些退赃的黄金，就是贪污的铁证。其他材料和申辩就失去了效力。定案结果是大贪污犯。判决八年徒刑。后来他多次上诉、申诉均没得解决。五八年他又再一次申诉，这次申诉的结果，不但未得解决，反而改判加刑五年，刑期加到十三年，并押往青海个劳改农场服役，文化大革命前年，刑满释放，遣回原藉农村。“十年浩劫”中申诉冤案更无从谈起。
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再次申诉，他投奔到父亲家中，父亲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亲自帮他正理申诉材料，找有关部门接待。在父亲、李子超等些老同志协助下，法院重新核实审理复查后，据实撤消了原来的错误判决。恢复了党藉和原来的职级待遇（行政十四级）并分给了住房，全家户口迁回济南市。冤枉了三十余年的老革命同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王毓铨同志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四位终身研究员之，原籍莱芜市小曹村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任共青团省委机要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他去了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美国团结进步华人学生和学者，开展民主和反蒋独裁活动，任新中国文化协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第一批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华人学者之一。回国后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在抗日战争初期，有人误认他参加了中国“托派”组织，并因此引发了泰肃托事件。
他的胞弟王毓监当时已是中共泰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和莱芜县委民运部长，也涉嫌成为“ 肃托”案件的重点人物，被打成“托派”泰安地委书记。后来在押解途中，被日伪俘去而幸免死。王毓铨的胞妹王莹，是个知识女性，党的妇女工作者。也涉及“托派”错杀。以一九八O年父亲在青岛疗养院疗养，王毓铨同志也在此疗养，这时王已恢复了党的关系。父亲了解他的生经历真相后，立即向省委及有关部门写了报告，要求撤消对王毓铨同志的切检举材料和不实之词，并亲自整理了“王毓铨同志生平简介”发往省、市、县党史办公室，以澄清王毓监同志清白。以上仅是两个典型的事例而矣。还有很多同志在
父亲的关心支持下，解决了历史上的错案沉冤，还给了政治上的清白公正。
父亲七岁时我的祖父就病故了，他是独生子，祖母对他疼爱有加。他生活在个大家庭中，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已经每况愈下，小学毕业后主持家政的叔父，就不想叫他继续上学，想让他学生意，持家创业，年轻的父亲志向好学，偷跑去省城插班育英中学，初中毕业后又私去考取了北京大同中学高中班，他在高中、大学主要靠奖学金维持，他是个“科学救国的信仰者，他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优秀，但他也是个学国主义者，无论在中学、在大学期间都是学生反蒋抗日革命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科学救国的志向终于被民族危亡，抗日烽火推向革命抗日的洪流，弃学从戒，渡过了革命的生。父亲是位胸怀坦荡、刚直不阿、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老人，他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代纪念和学习的。（写于二00二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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