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如言讲述父亲亓象岑认真的个性(上)

新生 发表于2016-01-09 22:44:12
    我的父亲亓象岑虽然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的认真。
    父亲一生认认真真。做事认真,做人也认真,从不马虎从事,敷衍塞责。他的这种优良作风,给我的印象最深。
    父亲从年轻就有记日记、笔记的习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他那刚劲的钢笔字又端庄又好认,记录之详细令人赞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泰山专署工作,地委专署的机构变迁,人事变动都有详细记录,重要的会议、机关迁移、行军路线、战斗的始末、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人员的伤亡,无不详加记载。当时他还兼任地委财经委付书记,对解放区内的财经情况也都有详细的记载,例如农作物产量、粮食的收成和供给、税收和物价,有的是列表登记在本子上,可惜这些珍贵的笔记,连同他战争年代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再也没有找到。他说这是“ 十年浩劫” 中他的个最大的损失和遗憾!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参加了工作,到泰安北海银行办事处,不久泰山地、专机关也从莱芜寨里迁到泰安城来,地专机关的很多人是我父亲的老同志和老部下。当时专员是刘舜卿同志,我知道他和父亲是老战友,解放战争时期我和他的孩子也在一起逃难。有天我到专署看望刘舜卿同志,他留我吃饭,他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十六岁不到”,他说:“你这个年纪应当继续求学,给你爸爸去信,要他写个申请,继续上学吧!”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子女可以办理公费上学,我心里也是渴望上学,回来后就给父亲去信,要求办公费上学,父亲很快就回信了,信上说:“现在刚刚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干部子女上学,是个社会问题,不是那个人的事,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就好好工作吧!在工作中学习也是样。”这样打消了我上学的念头。
    这年的七月,我姐夫王树良从莱芜调来泰安当行长,父亲知道后又给我来了信,说最好不要和树良在块工作,最好调开,要独立工作才能锻炼自己。我把信给姐夫看了,他也认为说的有理,这年的八月我就调历城县银行工作。
    那时是实行供给制,生活很艰苦,吃饭是统标准,集体就餐,衣服统换发,但是当年冬天,一双棉鞋两双袜子,没有发实物,发给现金自己买,我去济南买,谁知物价飞涨,连双鞋也买不了了。没办法我找父亲,他当时在济南市财经委员会工作。当时正好个客人在屋里,说明情况后,父亲给些钱,我又去大观园个百货店购买。当我买好鞋袜,要付钱时,在父亲屋里的那位客人赶来一定要付款,我再三推让,他说:“我和你父亲很熟,你不要客气。”执意付上了钱,又为我买上了条毛巾、一块香皂、一把牙刷、筒牙膏,还有一支钢笔二个日记本。
    我带这些东西回到父亲那里,他问:“怎么买了这么些东西?”我说:“是刚才在这里那叔叔给买的”,父亲听勃然大怒,“你认识他吗?” 我说:“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要别人的东西?你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吗?他是资本家,我们怎能要人家的东西?你做经济工作,把不住经济关,将来要栽大跟头!”父亲正言历色的训斥我,这是唯的一次,也是我难忘的教训!
    一九六O 年生活困难时期,父亲因肝病住泰山疗养院疗养,出院前,他要回老家看看,要我和鲁生陪他同去,他离开老家已经二十二年了,从没回过家,在这期间他的母亲、祖母及主持家务的二叔和婶母相继去世,现在家中只有我的二弟媳郭洪翠及两个孩子,生活相当困难。他打算在家住上三、四天,我说吃饭也成问题,他给了我几十斤粮票,我先买了些原粮送回家。对这次回家,他郑重其事,拟定了日程安排。第一天和村干部接下头,先拜访烈属、参加徂徕山起义的老同志的家属、抗战前的老党员。第二天拜访本家及亲戚邻居的长辈及年长者,第三天去亓毛埠看望抗战老人亓聘如,(他是抗战时期民主人士,建国后曾任莱芜县副县长,退休在家)去大辛庄看望抗日老人孟光辰(抗战期间曾任鲁西区区长、武工队长,曾使日伪丧胆)。并参观下本村小学和第六中学。在老家的三天我们基本上按他这个日程进行的,他谢绝一切亲友的宴请和招待,匆匆忙忙的三天,算下来登门拜访了七十多户人家。在烈士张振远家中,还代他家属给在曲阜师范学院上学的女儿张玉华同志,写了封家书,并代其发出去。这次回家父亲意想不到的是社员的生活还这样的弯困,家庭破败的这样彻底。他问我怎么连件完整的家俱也没有了,我说:“日本人来,家里人连小孩子也逃出去了,家中只剩下几个老人,日伪安设据点,强占了前院作医院,人赶到后院,前院的财产几乎全部强占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家中个人也没留,全外逃了,解放了回家来,就什物皆无了,连做饭的熬子锅都是亲戚送来的,他才知道,他在外抗战,家中遭到如此劫难!"
    我真正了解父亲还是在“ 十年浩劫”中。运动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忙于写检讨,接受批斗,他写检讨也是那样认真,从不言过其实,也不委过于人。后来就是频频的接待外来的外调人员,写证明材料,有些外调人员是蛮不讲理的,要按他们的需要写证,父亲从来不怕压力恫吓,有时争的面红耳赤,他说我只能按我知道的事实来写,不能按他们的要求来写。有次我碰上北京来调查刘启元同志的情况(刘启元是原北海银行行长,洒海秋的爱人,抗战初期在莱芜县做妇女工作),外调人员定要他证明刘是叛徒,再三说明情况也不行,父亲突然勃然大怒,提高了嗓门说,刘启元同志当时是县长谭克平的妻子,敌人扫荡被俘,当时被俘好些人,他被俘后没有暴露身份,敌人只知道他是家属,后来当家属放了,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是叛徒呢?造反派没奈何,就连材料也不要了。
    父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很重视亲戚朋友的联系,特别是战争年代的老同志、老战友们保持着深厚的情谊。他的通讯录满记着老同志的详细通讯资料、地址、电话、邮编,无不详,有的连儿女的名字、职业、几个孩子也有记载。有些和外地联系老同志的人,常常找他索取联系方法,所以有人戏称“去查象岑的户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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