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革命道路不平坦。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在山东泰安、莱芜一带坚持斗争，在党政部门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山东泰安、莱芜一带是敌我之间反复争夺的地区，其斗争的惨烈非同一般。父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经历过多少背叛和出卖，然而这切都没有使父亲有过丝毫的动摇，他坚守着革命的情操和信念，勇敢、乐观、机智地面对死亡、暴虐、饥饿、残酷，紧紧地与老百姓相依附，与他的同志们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进行着殊死的战斗。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讲述他在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的经历，他讲得更多的是他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是那些在日本侵略者次次“扫荡”中被无辜屠杀和洗劫空的老百姓，是那些被无耻的叛变和出卖所造成的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是那些对我党我军的生存和斗争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人士，提及这些，父亲激动、悲愤、感伤，常不能自已。这些回忆，是父亲离休后与他的些老同志聚会时的主要话题，从那些遍遍反反复复地讲述中，我们分明感到的是父亲那颗仍在滴血的心从其他曾与父亲同战斗过的老同志那里，我们得知当年日伪军曾悬赏重金“捉拿亓象岑”，父亲是敌人眼中的个不除不快的“钉子”。敌人对父亲的恨，反证出父亲对日伪敌军斗争的坚决和他在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年月里，父亲为发展壮大我党创建的山东泰安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筹粮款，购药品，弄武器，搞情报，一次次深人敌人盘据的腹地开展瓦解伪军、争取朋友、扩大我党统战线的工作。
父亲所做得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都是我们从些老同志那里听到的，当我们向父亲提起这些时，父亲总是淡淡地一笑了之，他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们做得再多也不足为奇，不值得称道！"
1940年，当日伪军倾其全力对我党在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围剿的紧急关头，在泰安抗日根据地内部却发生了场令仇者快、亲者痛的所谓“肃托”的大错案，240多名忠于党的事业、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好同志没有死在对敌战斗的疆场上，却惨死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还有许多同志和我们党的忠实朋友为此蒙受不白之冤甚至累及他们的后代，直至全国解放之后的许多年。
在那场堪称山东泰安抗日根据地大浩劫的“肃托”运动中，刚直不阿的父亲因为不满那种靠刑讯逼供、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无端残害无情打击自己同志的作法，又加上被屈打成招者的“咬供”，也被当作“托派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同在革命队伍中的我们的母亲受其牵边也险些遭到被活埋的毒手。
这场浩劫虽然两年后被党的上级领导纠正了，几个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是它对泰安抗日根据地造成的巨大损失、它在许多革命同志心灵上深深刺下的伤痛，却是难以弥补和愈合的。
它所遗留的相当多的冤假错案、它给许许多多受其牵连的同志以后工作、生活投下的巨大政治阴影，也是没有解决的。
从所谓“肃托”的错案被纠正之后，父亲的政治生涯就开始发生了些他意料之外的微妙变化，他的这段经历，他出身“大地主” 的家庭背景，他在党内很多人所没有的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地位”，使他渐渐被党内某种势力当作“异类”受到漠视和排斥，极左思潮在党内悄悄滋长和漫延着，父亲不管在工作中展示出怎样的才华，不管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多么坚强和勇敢，在他的背后总有人在指指点点，总有种种左腔旁调的议论好在父亲是大度开朗的，是乐天达观的，他并不在乎这切，既然选择了共产党，他就准备好了要为共产党的乐而乐，为共产党的苦而苦；革命不能帆风顺，这不仅由于党所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更由于党并非产生就是完美的，她必须经历挫折和失败才能走向成熟和达到她理想的境界，一个共产党员不但要承受对敌斗争的严酷考验，还要承受党自身不成熟不完美时对她的每个成员所带来的种种压力甚至是牺牲的考验，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她不背弃这种希望，她的任何不成熟不完美都会得到克服，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坚信这点！正是这种信念，使得父亲不管受到多大的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都没有让他消沉、颓废和萎缩，他工作着，奋斗着，争取着，丝毫没有把个人的得失放在眼里。他的生都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全国解放后直到60年代，父亲工作繁忙，我们几乎很少有时间在一起，他急急忙忙地吃饭，急急忙忙地出门，我们已经睡觉了他才回来，还要继续批文件、写报告，一直工作到很晚，天亮，他已吃过早饭走人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5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是快乐的。他嗓门大，爱笑，扯到话题上就滔滔不绝；他性子急，走起路来溜小跑，干什么事都不容许拖拉，风风火火直来直去；他胃口好，吃什么东西都香，从不挑挑捡捡；他不讲究穿，但他是个领导干部，有些场合必须要体体面面，所以母亲单为他作了几身体面衣裳，多少年后他还是这么几身衣裳，针边都毛了，收拾收拾凑合着穿，他去世时就穿着这几身衣服入敛；父亲爱交际，朋友多，家里常常有客人，父亲不会喝酒，但是客人来他必要喝盅，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失礼；我们家人口多，经济上并不那么宽裕，逢上过年过节有什么好吃的，父亲从不独享，而是让我们每个子女都有与他共同分享的机会。
父亲难得有闲暇，但凡有天他有机会休息，那么这就是我们全家的节日，赶上这天 ，家里要有几样好菜，吃过饭，父亲要去听京戏，他带谁去，是我们子女们个个要争得，能争得上的，自然是种幸福，争不上的也不吃亏，父亲听完京戏回来，总要为大家买回些好吃的作为“补偿”。
父亲也有很严厉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或在外面和别的孩子打了架，或是读书不用功，或是恶作剧闯了什么祸，父亲着了急会抄答帚疙瘩，但是举重落轻，打在身上不疼，回过头来他还后悔，总要将我们召集在起开个家庭会，和言悦色地细细讲道理，说得最多的是做人要正，为人要善，读书要勤，做事要实，不贪不懒、不蒙不骗、不骄不横、不娇不浮等等，我们听得多了，嫌唠叨，但这是父亲给我们立得“家规”，他自己生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慢慢地体会到父亲养育我们的良苦用心。
上个世纪50 年代中国人的欢乐是短暂的。50 年代末期，父亲就开始变得忧郁和沉默了，1957 年“反右派”，父亲没有涉嫌，侥幸逃过一劫，但是这场搞得人人自危不敢多说句话更不敢向任何级领导提不同意见的运动，使父亲又次感到当年泰安抗日根据地“肃托”运动的政治阴影的复活和更为沉重的政治压力，预感到场更为严重、规模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那个时候，父亲正担任山东省粮食厅厅长，狂热地“ 大炼钢铁”让农民不敢也无暇去收拾即将丰收到手的庄稼，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吃光遭踏了并不丰裕的粮食储备，肆无忌惮地漫天谎言掩盖了粮食并非高产的事实，父亲清清楚楚知道这切都是荒谬的，遥远共产主义不会因此离中国更近，而只会离中国更远，中国老百姓只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党内外派襟言嚓声的肃杀政治气氛，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高压，当年“肃托” 留下的心灵创痛，使父亲发自内心地感到无奈和无力，他只有将眼前的所有荒谬吞进肚里，让它们去啃噬自己那颗已经受伤流血的心。他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唯可 以做到的，是悄悄地对那些各地报来的水份极大的粮食生产指标进行压缩，尽其可能地减少些特别贫困地区的粮食征购任务。
20 多年后，当父亲结识了在庐山会议上敢于向中央高层陈言“大跃进”之难从而饱受政治迫害之苦的李锐先生时，他含泪向这位党内少有的敢谏之士表示了自己最诚挚最崇高的敬意，倾诉了郁积心中多年的苦闷。父亲的预感没有错，1960 年到1962 年，山东发生了大饥荒，千“万”老百姓死亡，那时父亲已经调到山东省委财委工作，在我们所住的宿舍外，寒夜里天天能听到送饿死者去荒郊埋葬的人的凄厉哭声，那些夜晚，父亲披衣枯坐隅，久久难以入睡，他知道山东粮食厅早已无粮可救百姓，全省上下的干部的口粮标准也降再降，他无计可施，欲哭无泪。
三年灾害期间，父亲按照中央和山东省委的要求，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力行“调整、充实” 的经济方针，积极主张从那些过高的经济指标上大幅度地退下来，让老百姓有更多喘息和休养生息的机会及空间。就在这三年，我们家也因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多人患了肝炎和浮肿病，父亲也未幸免。
60 年代初我们家唯值得庆贺的喜事，是我们子女中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三哥平言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从农村考上了清华大学。父亲解放后进城，把我们子女中的四个留在了农村，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照顾他们，大姐、大哥、二哥和三哥都凭各自的刻苦努力，没有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父亲的点关系，相继走上了工作岗位并作出了出色的工作业绩。父亲生不知帮助过多少人，但是他对我们则更多要求的是“ 自食其力”，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给我们提供过任何“方便”，我们子女都充分理解父亲，他养育我们的恩情已经很重了，我们没有理由向他提出过份的要求。父亲为平言考上清华大学感到由衷地高兴，将其引为全家的自豪，每每要我们向他学习，在别人面前，提起平言考上清华大学，父亲总有格外的兴致，在60 年代初的那段风雨愁苦的日子里，这是他得到的最大宽慰！
浏览：129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