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蒋方宇同志回忆，当时全区被当作托匪错杀的党员、干部（不包括四支队的）共有160余（19 42年3月在莱芜香山区焉家庄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赵笃生代表专署作检讨承担责任时，也宣布共死160余人）。另据当时的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在1954年夏天对陈梅川同志说，实际上死了240余人；1960年冬刘莱夫同志向我谈及此事时，也说实际上共死了240余人，当时根据地委决定，在群众平反大会上公开宣布时打了三分之一的折扣。
被杀同志中，有1931年就是济南乡村师范党支部领导人，坐过国民党5年监狱，坚贞不屈的刘佩久同志（原名韩维樒），有经过长期严酷斗争考验的老党员彭子芳、王鉴、谷德同志；更多是满怀热情投身抗日革命事业，对党忠诚而富有才华的优秀青年，其中绝大多数是党员骨干干部。
就骨干力量的被摧残而言，远远超过同期间在对敌斗争中的损失，给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由于在办案中混淆了般间题（思想、工作、认识或作风）和敌我间题的界限，甚至颠倒了是非，审讯中又普遍施用极为残酷的肉刑（如背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痛打、坐老虎凳、火烧、捆绑在长凳上倒悬起来灌辣椒水或凉水，用尖头子弹挑肋骨等），指人逼供，指事逼供，加之错误地在党内设置（锄奸）网员，对同志进行侦查，给坏人实行诬陷暗害以可乘之机。
“肃托” 错案，在泰山区造成极大的恐怖，许多同志时如同临渊履冰，人人恐惧自危。如地委宣传部干事时心寒，在自己检查笔记时发现漏写了个关键性的字，竟吓得长期惴惴不安，最后终于消沉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彭子芳被捕后，又提拔胡健为地委青年部长，接着即又被捕刑讯，释放后，他害怕反复，就逃跑脱离了革命。翟翕武案中的博山县青救会长谢诚中，被释放回到博山县后，也因害怕再出间题而逃跑脱离了革命。翟翕武案件逮捕8人后，博山县很多区、乡干部为逃避株连跑到敌占区，有的甚至投降了敌人，结果使博山县环境迅速恶化，根据地只剩下几个村子，抗日斗争度遇到极大困难。莱芜县公安局特务队有两个同志（一个班长，是温家庄人， 一个战士是石臼村人），从看押、刑讯学山案件“犯人”中觉察到，被捕的这批同志都是地方上知名的公正人士，都是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都是好人，他二人很同情被捕的同志，对领导有意见又不敢直接提出来，他们便悄悄对朱勤民、韩子安说：“领导上已决定首先处死三个人。俺出来抗战革命，根本没有想到革命队伍里还有这种情况，俺心里很难过，不愿意再干了。”果然，第二天他二人都请假回家，临走时并给领导上写了信说不再回来了。过了几天，莱芜县公安局把这两个战士抓回去，在李家庄召开大会，各打数十军棍，宣布开除。
此事在群众中影响极坏。两个战干尚且能看出是错案，为何社会部领导上如此麻木？值得深思！从1939年初，泰山特委（后改为泰山地委）第大队（即特委军事部，相当于后来的军分区）建立军法处（吕处长）以后，在社会镇反上即开始了乱捕乱杀，后来发展到在部队内部也乱捕乱杀。例如，我曾亲眼看到在李条庄次杀死战士5人，在野店村次杀死战士4人。有的是小题大作，有的是主观臆断，酷刑逼供，屈打假招。如其中一个青年战士叫王庆丰，是莱芜方下乡卢家庄人，家庭赤贫，因被逼债以部队名义写白头条从本村借了40斤高粱，被查出后他即坦白交待承认了错误，仅仅为这个问题便被处决了。
还有个姓亓的青年战士，是汶南区西汶南村人，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也在某些同志主观臆断、酷刑逼供之下屈打假招而被处决。1939年夏天，泰安大汶口有7个青年学生（4男3女）出于抗日爱国热情，经秘密相约起逃到莲花山，找到泰山特委第大队参加抗日。只是因为怀疑他们是被敌人派来的奸细，便在野店村被一起杀掉了。
这种乱捕乱杀、对党不利的情况，没有引起领导上重视。
据当时在泰安县、泰北县工作的同志回忆，过去那种敌区青年纷纷出城参加革命的热潮，自1940年夏秋之后便嘎然而止，接连几年个来的也没有了。
有些案件直接牵涉到大批基层干部和地方党员以至农民群众。据蒋方宇同志回忆，有个区一度竟有20多人成了所谓嫌疑分子。被冤杀者中也有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村党员。结果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有的受嫌分子唯恐被杀，逃往敌区，所以党在敌区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受到极大损害。加上其他原因（例如会门政策、暗杀行为等错误以及敌人的蚕食政策），是终的结果就是严重削弱了泰山地区的抗日革命力量，恶化了泰山地区的抗日革命局面。比如，莱芜县只有一千零几个自然村，1941年敌伪正式据点度多达119个，同时有独立炮楼（住一个排或一个班的伪军，也起到据点作用）179个。两年内，竟至使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收缩到“十里之长，一沟之宽，一枪可以打透”的程度。
亓象岑完稿于1984年2月20日
（本文对部分人物名字作了简化调整，内容基本保持原貌原意。原文曾刊登在《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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