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老军长接触也是在一个秋季，那是1947年，当时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期，我们二纵队留守处驻在齐齐哈尔。当时吴信泉老军长是二纵队副司令员。我爱人吴书同志是二纵队直属政治部主任。信泉首长的夫人俞惠如大姐是留守处协理员，我任分队长。记得我们几家住在一个大院里，我经常去他家找惠如大姐谈工作，拉家常，我们亲如姐妹。当时前方战事很紧张，老军长很少回来，就是回来也是匆匆忙忙就走了。他是领导干部，又是老红军，听同志们传说他指挥打仗，从来是说一不二。因此，在没有见到他之前，还真有点“怕他”。但接触后，发现他根本不像我想的那样“凶”。他对人十分客气，和蔼可亲，一点儿大首长的架子也没有。一次，我问他：“老首长您怎么一点儿不像领导干部?”他笑着反问我：“那么你觉得领导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子?”接着他对我讲了我们军队的性质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对人民应如同兄弟姐妹，一律平等的道理，这些话至今仍记忆犹新。
更使我难忘的是，当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的时候，老首长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1951年2月，我爱人吴书(当时任39军117师政治部主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后，老军长和惠如大姐对我关怀备至。当时我正临产，我是一一七师留守处副指导员，惠如大姐是三十九军留守处协理员。吴书是2月10日牺牲的，惠如大姐为了我们母女的安全，硬是善意地向我瞒了20多天。丈夫的牺牲，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俞大姐不断地来看我，精神上安慰我，生活上照顾我。那时，信泉同志已是军长了，工作任务都很繁重，但他每次从朝鲜回国都亲自和俞大姐来看我，问长问短，劝慰我保重身体，把孩子带好，完成吴书同志未完成的事业。首长的劝慰使我终于挺过来了。说句实在话，没有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我也许活不到今天。他们对我的恩情，终身难忘。
我离开部队后，调南京工作。吴副司令员每次来南京，总是千方百计打听我的住址，挤时间来看我。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天晚上，已是夜里9点多钟了，老首长由一名同志陪同来看我，一见老首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每次来都问我情况怎样，孩子们长得可好，等等。吴副司令员是一位高级干部，这样牵挂、关心我这个普通的同志怎能不让我感动呢!也正是这热情的关怀和爱护，慰藉了我的心，使我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勇敢地面对生活。
我和老首长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0年初秋。我去北京旅游，专门去看望老首长。这时他身体健康状况就不太好，但仍陪我谈了很多。从我个人、家庭到子女等情况一一问过。谈话中，我向老首长讲了把吴书遗骨从哈尔滨烈士陵迁回关内的想法。老首长语重心长地说：“这样不好吧?吴书同志在朝鲜战场中牺牲，安放在哈尔滨烈士陵园，有什么不好呢?我也去那里看过，有人管理，人民可以永远纪念他们。”这次吴副司令员对我的教育很深。我也确实听了老首长的话，以后也就打消这个念头。后来我还提出在吴书牺牲40周年时，我想和孩子一同去哈尔滨烈士陵园扫墓。吴副司令员及俞惠如主任满口答应，立即与三十九军联系，给我们报销路费，使我万分感激。
1991年清明节，我和孩子们一同去哈尔滨烈士陵园为吴书同志扫墓。看到那里建设确实不错，而且当地政府也很重视，每年清明节时都组织数以千计的群众去为烈士扫墓。
老首长离开我们远去了，但他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品德将继续激励着我们。今天，我怀着对老首长的崇敬和无限哀思，记下老首长对我的关怀和教育，他的恩情我永生不忘。
俞惠如等主编,战将吴信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01月第1版,第406页
浏览：295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