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一师政委杜宏鉴是老红军、三五九旅原会计科长，这时尚未被夺权，但已是身不由己，无法掌握局面，只能应付造反派。他这次也来参加大会，晚间我们谈到深夜，估计形势已难以挽回，林彪的各种言论行动，看来是要篡党夺权。新疆也在他们控制之下，兵团已来了丁盛等夺权班子，前途难测，我们互相鼓励，为准备迎接逆流作最坏打算。相信中国不会亡，共产党总会纠正错误的。就在会议期间地一个晚上，一团团部办公室、礼堂、广场、挂满大幅“揪王震派在新疆的黑手——魏然”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很明显，这是有来头的有计划的行动，从此我就正式靠边，接受批斗，被造反派夺了权。
我从1967年冬被夺权靠边，遭批斗挂牌游场，高潮叠出，一切“文革”中常规“待遇”，都遇到了。一批我在一团的改革，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上挂下联，上挂刘少奇，下联农场；二批我历史上受过处分。主要是以团部几个造反派为主上窜下跳。全团广大战士、职工、家属的人心百分之九十九是向着我的。他们看到我到一团后，扭转多年亏损局面，生产成倍增长，经济上搞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成绩有目共睹。所以每次批斗只是少数几个人，老一套的“帽子”、官话、苍白无力，批不起来，只能是走过场，一切如仪。
广大群众，尤其是老战士、老职工是很纯朴的。从历史对比中，看到我对一团一些改革的成功，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我的言论、行动、工作表现，他们由衷地信任，有深厚感情。所以批斗也好，游街也好，劳动也好，老战士们都是设法保护我，有些为了不使我受少数小青年的的袭击，他们表面上声色俱历，实际是将我置于他们控制的保护圈中，使我在文革中没有挨过打。少数人批判农场有了利润，是“利润挂帅”，搞多种经营搞活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改善群众生活是“腐蚀群众”等等，这些谬论歪理，绝大多数群众从切身利益体会中是反感的，更谈不上批判了。造反派轰了一阵之后，就把我送到农场的土监狱，将我一人关在一间房里，我声言我不出去但也不要加锁。冬天，我找了一个铁皮炉子，打了一个火墙，他们供应煤炭取暧，室温很高。这是改造煤井，解决了全团职工生活用煤取得的结果，我在落难中也享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成果。坐了半年“牢”，少数造反派让我出来劳动改造，挖渠种菜，搞水稻育秧试验，赶马车。劳动中，群众还是时刻爱护我，挖渠时不让我担只要我挖，找些轻活给我干，理由是你弄不动影响大家。许多场合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虽然表面是批评、训斥，暗中却是保护。我在坐“牢”时，窗外经常丢进来香烟、火柴、小菜。窗洞很高，我见不到人，丢进来东西，我始终不知是那些人。群众诚挚的感情我至今难以忘怀。只要为群众多做好事，办事从群众利益考虑，群众是不会忘记你的，危难之中见真情。
搞水稻育秧试验，叫我管放水，我就此做水稻育秧水层管理的试验记录，用地温表、水温表，每日记录三次；对水层深浅、晒秧等也亦作试验记录。劳动与科研结合，饶有兴趣。马车、牛车是新疆农场的主要的短途运输工具，车轮是木制的比人高，以适应各种地形道路，过沟、过埂方便。我一次在稻田装运稻把时，因马惊跑了，从车上摔下来，腰腿爱了伤，很长时间行动不便。
大约是1968年，北京从现役干部中抽调一大批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从兵团、到师、团的各级领导，全由这批人来掌权。他们号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改造兵团的。这批人来自文革中心——北京，有一部分人是以最最革命姿态出现的。新疆兵团是要靠生产自给的，特别是团这一级是生产单位，这些人不懂生产、不懂季节，有的人虚心点尚能维持，有的人主观盲目瞎指挥，对生产影响很大，教训不少。一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是派来的现役军人，造反派就包围着他们，他们当然和我要划清界限了。他们看到我出来劳动，还是昂首挺胸，不像有些人弯腰屈节的样子，就认为我威风还未打掉，又召开大会批判。我声言我一生都是昂首挺胸，对敌人威风凛凛，从没有学会屈膝低头。当然派来干部中，大部分都是好的。后来听说这批人是驻京各部队、各机关受排挤、不得意的人，所以他们也要求落实政策，后来除离休的以外，都未能回北京原单位。
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生产建设兵团对我宣布“解放”，认为我在新疆工作有成绩无问题，对过去铁道兵经过军委批准给我的处分，兵团无权过问，须经中央军委和铁道兵复查。兵团决定要我到农一师六团去当副团长。我考虑自己的冤案已经多年，林彪已经爆炸，我再不能等待了，所以向兵团请示，要请假上北京申诉复查，兵团同意了。
1972年冬，我和老伴结伴同行到了北京。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林彪虽葬身沙漠，党羽中几个主将虽倒，但在各部队中，林彪路线及其追随者仍然存在。江青一伙与林彪本是一条道上的人，乘机取而代之，左倾路线仍在控制全党，“四人帮”忙于篡权，不可能为我的冤案复查。我只有等待暂回新疆。我回新疆后，1974年10月就搬家到塔里木农六团。当时，实在也无家可搬，我从北京去新疆，也只是一卷行李，两只书箱，从一团到六团，一辆汽车带我小儿子与小儿媳就都搬去了。到六团，团里人大多认识我，大家知道我在一团大改大革的消息，他们也去参观过，对我是很尊重的。当时我腰腿还不方便，六团穷得一辆汽车也没有，所以我要了一辆毛驴车，赶着走遍全团每一个连、每一块条田，弄清历史与现实情况。六团与一团自然条件基本相同，也是重盐碱地，但还有一部分沙壤土的地，脱盐好一点。果园生长很好，过去挖过排水渠后来又填了，经过反复。
当时全团一年只收100多万斤粮食，人员口粮要靠外调，生活极苦，穷困不堪，干战情绪低落，都想离场回家乡，所以生产积极性不高。我经过详细察看，与干部职工座谈，初步形成一个扭转局面、进行改革、促进生产的设想方案。首要的先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规划出个美好的有说服力、实实在在的蓝图。进行前途、出路的教育，使大家有个奔头，有前进的方向，改变沉闷的空气，鼓舞起干下去的决心与信心。开了两次全团干部大会，团领导要求我作报告。我根据调查情况，将六团自然条件与一团作了对比，告诉大家总体上说六团优于一团。着重介绍一团的实践经验，说明不能原样不变，要改变思路。中心还是利用机械、人力，大挖排水渠，先浅、密、通，以种水稻为主，改变种植结构；好地种棉花，水稻进行旱播，扩大面积，收复弃耕地；利用阿克苏城市近郊之利，建成依托城市，搞好畜牧业、果园、工副业、多种经营；用牛奶、肉食、蛋类、水果供应城市；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做到有吃、有用，争取一、二年改变面貌。我又到各连队，开职工座谈会、作报告，因为讲得实在，语言生动，群众很爱听。各连、各单位均搞了自己的规划，群众情绪很快就被鼓动起来了。我又到五连、六连常住，帮助修理开沟、挖渠的机械，因这些机械多年未用了。我又以五、六连为样本，进行水稻旱直播，改变原来水播、撒播的旧方法使水稻有行距，通风透光，便于中耕除草。我在六团仅半年多时间，水稻播种以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恢复工作，我又向兵团报告，请假到北京申诉。兵团、农一师、六团均是支持的，从此我就一去未返，再没回到新疆。六团当年也获得丰收，据说产量大增，经济发展。六团回内地的同志说，六团同志尚想念我，我的工资一直由六团寄发。这中间，虽有铁道兵的“小丑”通知新疆停发工资，经总政发函干预，工资还是照发了，一直到我平反后，工资关系才转到铁道兵。
[1] 注：此文根据原铁道部下放干部、一团团长魏然自传整理。
[2] 注：今七、八、九、十团
[3] 注：即后九团，今阿拉尔农场。
[4] 注：他是和丁盛一起从军队转到新疆生产兵团的，这批人分在兵团与各师机关抓武装，抓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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