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能按党历次领导群众运动的常规想问题，所以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难以理解。所有老干部都要打倒，不是走资派，就是反革命，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要天下大乱，才天下大治，乱是乱敌人。”社会主义秩序自己扰乱，自己制造敌人实难理解。从文革一开始我就不存侥幸，自知在劫难逃，等待逆境来临，但内心已定下一条原则，即个人行动一定按党的原则，按道德标准，按自己思想办事。只要我坚持工作一天，就按自己的世界观来改变客观世界，教育群众，保持稳定。个人前途安危则听天由命，置之度外。
1966年秋冬，外地学生到新疆串联，先从乌鲁木齐点火，尔后到阿克苏。农场少数小青年，也到阿克苏与这些学生联系，要求来农场发动“革命”。当时农场还很平静，这些小青年回来后也未敢轻易造次，有的还来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考虑，农场不能让学生们去乱闯。新疆的农场是大漠上的孤岛，一切靠自己生产。农场是单独小社会，吃、喝、用、银行、邮电、商店、书店等等都要靠自己干。农场一年不收入几万人就没饭吃，向外要粮食没有钱也买不到、运不来。新疆生产只能种一季，一季不收全年就饿肚子。所以我只是一个想法，农场不能乱，人总得要吃饭。我主政一天，要对全团战士、职工、家属的生产、生活负责。所以我经党委同意，对农场实行封锁，外地来人包括串联学生，一律不让进场，进场三条通道，设立岗哨，盘查行人。本团人员出农场地界，也须有通行证，主要是为了将当年成熟的粮食收上来。这种封锁，虽然安静了一个时候，但对文革狂风是封锁不了的。到1967年春，外界文革的狂潮，就涌进了军垦农场，纷纷成立“革命组织”。这时还保持政治秩序，还是学习、批判，从批三家村开始，我和党委说话还灵。乌鲁木齐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还有第三司令部，分别有不同的观点。这是由打倒谁，保护谁引起的。主要是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分成保与打两派，并逐渐影响到全新疆，群众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红一司观点，以保王恩茂为旗帜；一派以打倒王恩茂为标识。这两派不同的观点，传播到地方，传播到生产建设兵团，传播到各军垦农场。派性观点，逐渐影响到每个单位、每个人，而且愈演愈烈，着魔、中毒、迷信到疯狂程度。其实是出于愚昧无知，对王恩茂、对武光，其实谁也没见过，谁也不认识，拥护和反对，保护与打倒均是盲目的，人们偏执地坚持，还自以为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7年秋收以后，冬、春农闲，一部分上海知青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起来闹腾，搞打、砸、抢。开始是小打小闹，数十人一群，砸了两家老工人的东西。全团群众震怒，每路集合数百人，乘拖拉机、汽车，手拿棍棒等武器到一干渠围剿这部分知青。这一来形势紧张了，一场大流血就要发生。我当时正在二连做这批打闹的知青工作，批评其错误。我把来围剿他们的老战士、老职工为主的几路人马上千人，拦在桥头，阻止他们前进，防止发生武斗，对胡闹的人，我负责处理。我一人在桥上阻住千人，说服他们各回原单位。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这时说话还管用，经过两个小时劝说，有时也严词训斥，终于使他们各回原单位了。搞打、砸、抢闹事的几十人也在我的批评教育之后回到原单位，打坏少量热水瓶之类东西也作了赔偿，第一次全团剑拔弩张的武斗，被我制止下来了。第二次是所谓持红二司观点的一部分造反派引起的，这部分人在新疆是少数派。所谓一、三司观点的保王恩茂的是多数派。北京造反派是支持红二司的，因此在全新疆到处武斗，愈演愈烈。“二司”派在各地区、各单位的人往往集中某点固守。阿克苏农一师持二司观点的一派人集中在胜利饭店、师招待所。一团二司观点几百人，也打算集中在第二子弟学校固守。我得知后找二司派的头目晓以利害，说服他们不许如此。我说明以几百人对上万人多数派围攻，必然是血流成河，粉身碎骨，毫无出路。结果这派人在沙井子管理处的拖修厂、棉织厂集中固守，我管不了外单位，于是发生了大武斗，死了好几个，伤的更多了。农一师胜利饭店大武斗也有死伤。一团“文革”中没有发生武斗伤亡，我未被打倒前，是尽了责任的。虽然我是深知难以挽回“文革”的狂澜，但在尚能尽责时，仍是敢冒风险，在人山人海混乱中，在棍棒挥舞下，不顾危险，勇于维持安定和秩序，使人民少受损失，我感到是尽力而为了的。农一师前身是南泥湾三五九旅，王震的部属，对王震同志感情深厚。文革中农垦部造反派造王震的反，王震写了几张大字报回复。造反派批斗他，周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到农垦部参加造反派代表批王震的大会，实际是保护王震同志的。批斗王震的传单和大字报，周总理明批实保的谈话，都传到农一师。农一师干部职工发动保王震的签名运动，成千上万人的签名，我也参加了，并上书毛主席、周总理，说明王震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勋，始终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人，不能让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打倒。他们还派代表上北京，农一师中学红卫兵，也串联到北京保王震。当时大家对“文革”的发展前途不能预测，不大理解，事实上也不可能理解。保王震，是后来农一师领导被批斗的罪名之一。王震在新疆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开始新疆的两大派均不反王震，直到丁盛到新疆生产兵团当第二司令，黄永胜经过新疆交待任务，林彪、江青等要打倒贺龙，新疆才有打倒贺龙、王震的标语、传单。新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林彪、江青直接插手策划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是无力抵制和抗拒的，许多中央的大人物，一个一个被打倒了。新疆自治区与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也一个一个靠边、批斗、打倒；农一师领导也被夺权了，一团党委也踢开了，一团领导也大部靠边了；自治区党委、生产建设兵团由北京调来一批干部掌权。第一批到兵团的是以丁盛为首的一批军队转业的军、师干部，实际夺了兵团各师的权，都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人。当时在一团还未叫我靠边，其它团领导都已靠边，这就很难过了。全年生产如不抓，就将失收挨饿，但又控制不了派性造反。当然许多老战士老职工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照顾大局，还在继续搞生产。一些知青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希望越乱越好，乱了好休息、好乱闯。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篡权满足官欲。在此情况下，我明知山有虎，只好冲向前；明知无力挽回大局，也得尽力按良知去做。当少数人对我攻击时，我还击了一份大字报，以告全团战士、职工的口吻，说明新疆农场，不生产就没饭吃，外面有粮食也运不进来，人人要吃饭，也只有吃饱肚子才能闹革命。农场不是学校，农场抓革命，不能不促生产。至于说到观点问题，红一司、红二司是学生的组织，他们是什么观点，我们不要附和。王恩茂也好，武光也好，有谁了解他们，不要跟着学生闹，至于打倒他们或保他们，都是盲目与盲从。既无根据，又无目的，造成群众分派，互相矛盾，影响团结，影响生产，实在没有必要。我希望不要陷入盲目派性，农场抓革命，以学习教育为主，中心大事大家要吃饭不能不生产。我的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跟学生后面闹，不要陷入派性泥坑，不要影响生产。我这张大字报本是好意，明知已难说服大家，但我没靠边，还在职，不能袖手旁观，影响生产，影响几万人吃饭问题。我也明知这将触动派性，引火烧身。当时我也希望靠边，靠边反到卸去生产任务的责任，也是一种解脱。既然扭转不了这股狂风恶浪，又摆不脱农场生产之职；既不能听任摆布，又不能随波逐流。我尽我心说明真理，即使少数群众不能接受，让我靠边受批，将来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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