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农垦部召开科研与水稻高产会议，指定我去参加。这次是各农业科研单位与水稻丰产农场，出席会议在全国来说，我们水稻单产还不高，但面积不小。这次会议周总理接见了出席会议人员，由陈漫远副部长主持。后来王震部长去新疆，又到过一团一次，这次我没有在家。我到新疆，是林彪路线的大清洗，跌大跟头去的。王震同志保护我，免遭继续迫害。我的决心是到边远的天山，重新革命重创事业。我决意从零开始，过去的算过去，重写新章。官虽罢了、降了，党籍没有了，我还以无产阶级革命者自励，所以我思想解放，不背包袱，没有顾虑，该说的说、该干的干，不怕第二次、第三次再打倒。我全家进疆，不留后路，志在四方。幸而新疆生产兵团和农一师对我很放手，不把我当外人，所以我放开手干，以共产党员德标准要求自己。在一团实际只工作4年半，文化大革命风暴就来了，许多想法许多计划，都未来得及实施就靠边了。我决心使一团从无路中闯出路来，把一团建成一片沙漠绿洲，“塞外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我的志愿，也是动员鼓动群众一个口号。在万里边疆、大漠之中生活的人，总须要有一个奋斗目标和辉煌前途，才有奔头，才有希望，精神才能有寄托。大家为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才有凝聚力，才能鼓足干劲。不能只喊空头口号，必须年年有进步，年年实现一定的目标，所以“文革”前，一团每年都有新发展，因而万众一心，人心向上。因为工资按时发了，职工生活改善，不吃高梁、玉米，全吃大米白面。烧饭有煤，烤火有煤，副食品不缺，每月吃到鱼、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目标初步实现了。不是文化大革命，可以继续胜利前进。王震同志提出的“创造一个高标准的高产红旗团”已打下良好的基础。经过修复“文革”的创伤和后人的努力，一团现在已是全兵团的红旗团，农业机械化、航空化、化学化、科学化程度更高了，经济效益很高，我也十分欣喜和宽慰，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辛劳和汗水。我虽然谪贬新疆，但精神没有垮，革命意志与事业心未减，这是我人生的骄傲。革命者应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既然献身革命，就应为人民建功立业矢志不移。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吹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大漠边缘、沙漠绿洲上，总是比内地迟一步，“春风晚度玉门关”。到塔里木沙井子一团农场，运动风声很大时，已是1966年冬天。从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林彪挂了帅，全国反右倾运动，我受到了莫明的处分。虽然这是因为有些兴风作浪的宵小，颠倒是非，但我深有感触，问题还是在上面，在左倾路线影响下，党的路线已走偏了。这些心中的惆怅，难以对人言。林彪上台以后，许多颂扬的话，如“四个伟大，”“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把马列主义发展到“顶峰”等等，很明显既不符唯物论，也不合辩证法。林彪拉大旗作虎皮，要打倒一切、横扫一切。江青四人帮一伙，又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制造“左”的理论，理论错了实践也必然越走越错。这些难以公开说的话，不能不萦绕在思想中，也是许多老干部、广大人民心中的梗结。大家都是意在不言中，都担心党和国家走向何处去，无力挽逆流狂澜，只能是焦虑不安。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能按党历次领导群众运动的常规想问题，所以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难以理解。所有老干部都要打倒，不是走资派，就是反革命，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要天下大乱，才天下大治，乱是乱敌人。”社会主义秩序自己扰乱，自己制造敌人实难理解。从文革一开始我就不存侥幸，自知在劫难逃，等待逆境来临，但内心已定下一条原则，即个人行动一定按党的原则，按道德标准，按自己思想办事。只要我坚持工作一天，就按自己的世界观来改变客观世界，教育群众，保持稳定。个人前途安危则听天由命，置之度外。
1966年秋冬，外地学生到新疆串联，先从乌鲁木齐点火，尔后到阿克苏。农场少数小青年，也到阿克苏与这些学生联系，要求来农场发动“革命”。当时农场还很平静，这些小青年回来后也未敢轻易造次，有的还来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考虑，农场不能让学生们去乱闯。新疆的农场是大漠上的孤岛，一切靠自己生产。农场是单独小社会，吃、喝、用、银行、邮电、商店、书店等等都要靠自己干。农场一年不收入几万人就没饭吃，向外要粮食没有钱也买不到、运不来。新疆生产只能种一季，一季不收全年就饿肚子。所以我只是一个想法，农场不能乱，人总得要吃饭。我主政一天，要对全团战士、职工、家属的生产、生活负责。所以我经党委同意，对农场实行封锁，外地来人包括串联学生，一律不让进场，进场三条通道，设立岗哨，盘查行人。本团人员出农场地界，也须有通行证，主要是为了将当年成熟的粮食收上来。这种封锁，虽然安静了一个时候，但对文革狂风是封锁不了的。到1967年春，外界文革的狂潮，就涌进了军垦农场，纷纷成立“革命组织”。这时还保持政治秩序，还是学习、批判，从批三家村开始，我和党委说话还灵。乌鲁木齐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还有第三司令部，分别有不同的观点。这是由打倒谁，保护谁引起的。主要是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分成保与打两派，并逐渐影响到全新疆，群众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红一司观点，以保王恩茂为旗帜；一派以打倒王恩茂为标识。这两派不同的观点，传播到地方，传播到生产建设兵团，传播到各军垦农场。派性观点，逐渐影响到每个单位、每个人，而且愈演愈烈，着魔、中毒、迷信到疯狂程度。其实是出于愚昧无知，对王恩茂、对武光，其实谁也没见过，谁也不认识，拥护和反对，保护与打倒均是盲目的，人们偏执地坚持，还自以为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7年秋收以后，冬、春农闲，一部分上海知青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起来闹腾，搞打、砸、抢。开始是小打小闹，数十人一群，砸了两家老工人的东西。全团群众震怒，每路集合数百人，乘拖拉机、汽车，手拿棍棒等武器到一干渠围剿这部分知青。这一来形势紧张了，一场大流血就要发生。我当时正在二连做这批打闹的知青工作，批评其错误。我把来围剿他们的老战士、老职工为主的几路人马上千人，拦在桥头，阻止他们前进，防止发生武斗，对胡闹的人，我负责处理。我一人在桥上阻住千人，说服他们各回原单位。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这时说话还管用，经过两个小时劝说，有时也严词训斥，终于使他们各回原单位了。搞打、砸、抢闹事的几十人也在我的批评教育之后回到原单位，打坏少量热水瓶之类东西也作了赔偿，第一次全团剑拔弩张的武斗，被我制止下来了。第二次是所谓持红二司观点的一部分造反派引起的，这部分人在新疆是少数派。所谓一、三司观点的保王恩茂的是多数派。北京造反派是支持红二司的，因此在全新疆到处武斗，愈演愈烈。“二司”派在各地区、各单位的人往往集中某点固守。阿克苏农一师持二司观点的一派人集中在胜利饭店、师招待所。一团二司观点几百人，也打算集中在第二子弟学校固守。我得知后找二司派的头目晓以利害，说服他们不许如此。我说明以几百人对上万人多数派围攻，必然是血流成河，粉身碎骨，毫无出路。结果这派人在沙井子管理处的拖修厂、棉织厂集中固守，我管不了外单位，于是发生了大武斗，死了好几个，伤的更多了。农一师胜利饭店大武斗也有死伤。一团“文革”中没有发生武斗伤亡，我未被打倒前，是尽了责任的。虽然我是深知难以挽回“文革”的狂澜，但在尚能尽责时，仍是敢冒风险，在人山人海混乱中，在棍棒挥舞下，不顾危险，勇于维持安定和秩序，使人民少受损失，我感到是尽力而为了的。农一师前身是南泥湾三五九旅，王震的部属，对王震同志感情深厚。文革中农垦部造反派造王震的反，王震写了几张大字报回复。造反派批斗他，周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到农垦部参加造反派代表批王震的大会，实际是保护王震同志的。批斗王震的传单和大字报，周总理明批实保的谈话，都传到农一师。农一师干部职工发动保王震的签名运动，成千上万人的签名，我也参加了，并上书毛主席、周总理，说明王震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勋，始终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人，不能让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打倒。他们还派代表上北京，农一师中学红卫兵，也串联到北京保王震。当时大家对“文革”的发展前途不能预测，不大理解，事实上也不可能理解。保王震，是后来农一师领导被批斗的罪名之一。王震在新疆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开始新疆的两大派均不反王震，直到丁盛到新疆生产兵团当第二司令，黄永胜经过新疆交待任务，林彪、江青等要打倒贺龙，新疆才有打倒贺龙、王震的标语、传单。新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林彪、江青直接插手策划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是无力抵制和抗拒的，许多中央的大人物，一个一个被打倒了。新疆自治区与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也一个一个靠边、批斗、打倒；农一师领导也被夺权了，一团党委也踢开了，一团领导也大部靠边了；自治区党委、生产建设兵团由北京调来一批干部掌权。第一批到兵团的是以丁盛为首的一批军队转业的军、师干部，实际夺了兵团各师的权，都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人。当时在一团还未叫我靠边，其它团领导都已靠边，这就很难过了。全年生产如不抓，就将失收挨饿，但又控制不了派性造反。当然许多老战士老职工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照顾大局，还在继续搞生产。一些知青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希望越乱越好，乱了好休息、好乱闯。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篡权满足官欲。在此情况下，我明知山有虎，只好冲向前；明知无力挽回大局，也得尽力按良知去做。当少数人对我攻击时，我还击了一份大字报，以告全团战士、职工的口吻，说明新疆农场，不生产就没饭吃，外面有粮食也运不进来，人人要吃饭，也只有吃饱肚子才能闹革命。农场不是学校，农场抓革命，不能不促生产。至于说到观点问题，红一司、红二司是学生的组织，他们是什么观点，我们不要附和。王恩茂也好，武光也好，有谁了解他们，不要跟着学生闹，至于打倒他们或保他们，都是盲目与盲从。既无根据，又无目的，造成群众分派，互相矛盾，影响团结，影响生产，实在没有必要。我希望不要陷入盲目派性，农场抓革命，以学习教育为主，中心大事大家要吃饭不能不生产。我的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跟学生后面闹，不要陷入派性泥坑，不要影响生产。我这张大字报本是好意，明知已难说服大家，但我没靠边，还在职，不能袖手旁观，影响生产，影响几万人吃饭问题。我也明知这将触动派性，引火烧身。当时我也希望靠边，靠边反到卸去生产任务的责任，也是一种解脱。既然扭转不了这股狂风恶浪，又摆不脱农场生产之职；既不能听任摆布，又不能随波逐流。我尽我心说明真理，即使少数群众不能接受，让我靠边受批，将来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
这张大字报，触动了一部分造反派的派性，特别是团部机关少数造反派，说我是想灭文化大革命之火，是阻碍文革、反对文革，是支持了二司观点少数派等等。于是由机关发动，开始贴我的大字报，不久就揪斗我，让我靠了边。实际上我说的是真理，“文革”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他们只能造谣污蔑，我也只好听之任之。我就是不写这张大字报，早晚也要靠边被批斗的，在劫难逃，我早已有思想准备。到1967年秋，农一师造反派头头和新疆革命领导干部农一师副师长常明[4]。在农一团开大会，常明作报告，点了一批中央领导的名，说总政肖华，以及谭震林、王震等都是走资派，都要打倒，王震在新疆的黑手要清理。这是丁盛一伙发动群众的动员令，是林彪同伙黄永胜经新疆面授机宜，打倒贺龙及其部属的计划的实施步骤。
农一师政委杜宏鉴是老红军、三五九旅原会计科长，这时尚未被夺权，但已是身不由己，无法掌握局面，只能应付造反派。他这次也来参加大会，晚间我们谈到深夜，估计形势已难以挽回，林彪的各种言论行动，看来是要篡党夺权。新疆也在他们控制之下，兵团已来了丁盛等夺权班子，前途难测，我们互相鼓励，为准备迎接逆流作最坏打算。相信中国不会亡，共产党总会纠正错误的。就在会议期间地一个晚上，一团团部办公室、礼堂、广场、挂满大幅“揪王震派在新疆的黑手——魏然”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很明显，这是有来头的有计划的行动，从此我就正式靠边，接受批斗，被造反派夺了权。
我从1967年冬被夺权靠边，遭批斗挂牌游场，高潮叠出，一切“文革”中常规“待遇”，都遇到了。一批我在一团的改革，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上挂下联，上挂刘少奇，下联农场；二批我历史上受过处分。主要是以团部几个造反派为主上窜下跳。全团广大战士、职工、家属的人心百分之九十九是向着我的。他们看到我到一团后，扭转多年亏损局面，生产成倍增长，经济上搞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成绩有目共睹。所以每次批斗只是少数几个人，老一套的“帽子”、官话、苍白无力，批不起来，只能是走过场，一切如仪。
广大群众，尤其是老战士、老职工是很纯朴的。从历史对比中，看到我对一团一些改革的成功，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我的言论、行动、工作表现，他们由衷地信任，有深厚感情。所以批斗也好，游街也好，劳动也好，老战士们都是设法保护我，有些为了不使我受少数小青年的的袭击，他们表面上声色俱历，实际是将我置于他们控制的保护圈中，使我在文革中没有挨过打。少数人批判农场有了利润，是“利润挂帅”，搞多种经营搞活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改善群众生活是“腐蚀群众”等等，这些谬论歪理，绝大多数群众从切身利益体会中是反感的，更谈不上批判了。造反派轰了一阵之后，就把我送到农场的土监狱，将我一人关在一间房里，我声言我不出去但也不要加锁。冬天，我找了一个铁皮炉子，打了一个火墙，他们供应煤炭取暧，室温很高。这是改造煤井，解决了全团职工生活用煤取得的结果，我在落难中也享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成果。坐了半年“牢”，少数造反派让我出来劳动改造，挖渠种菜，搞水稻育秧试验，赶马车。劳动中，群众还是时刻爱护我，挖渠时不让我担只要我挖，找些轻活给我干，理由是你弄不动影响大家。许多场合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虽然表面是批评、训斥，暗中却是保护。我在坐“牢”时，窗外经常丢进来香烟、火柴、小菜。窗洞很高，我见不到人，丢进来东西，我始终不知是那些人。群众诚挚的感情我至今难以忘怀。只要为群众多做好事，办事从群众利益考虑，群众是不会忘记你的，危难之中见真情。
搞水稻育秧试验，叫我管放水，我就此做水稻育秧水层管理的试验记录，用地温表、水温表，每日记录三次；对水层深浅、晒秧等也亦作试验记录。劳动与科研结合，饶有兴趣。马车、牛车是新疆农场的主要的短途运输工具，车轮是木制的比人高，以适应各种地形道路，过沟、过埂方便。我一次在稻田装运稻把时，因马惊跑了，从车上摔下来，腰腿爱了伤，很长时间行动不便。
大约是1968年，北京从现役干部中抽调一大批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从兵团、到师、团的各级领导，全由这批人来掌权。他们号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改造兵团的。这批人来自文革中心——北京，有一部分人是以最最革命姿态出现的。新疆兵团是要靠生产自给的，特别是团这一级是生产单位，这些人不懂生产、不懂季节，有的人虚心点尚能维持，有的人主观盲目瞎指挥，对生产影响很大，教训不少。一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是派来的现役军人，造反派就包围着他们，他们当然和我要划清界限了。他们看到我出来劳动，还是昂首挺胸，不像有些人弯腰屈节的样子，就认为我威风还未打掉，又召开大会批判。我声言我一生都是昂首挺胸，对敌人威风凛凛，从没有学会屈膝低头。当然派来干部中，大部分都是好的。后来听说这批人是驻京各部队、各机关受排挤、不得意的人，所以他们也要求落实政策，后来除离休的以外，都未能回北京原单位。
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生产建设兵团对我宣布“解放”，认为我在新疆工作有成绩无问题，对过去铁道兵经过军委批准给我的处分，兵团无权过问，须经中央军委和铁道兵复查。兵团决定要我到农一师六团去当副团长。我考虑自己的冤案已经多年，林彪已经爆炸，我再不能等待了，所以向兵团请示，要请假上北京申诉复查，兵团同意了。
1972年冬，我和老伴结伴同行到了北京。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林彪虽葬身沙漠，党羽中几个主将虽倒，但在各部队中，林彪路线及其追随者仍然存在。江青一伙与林彪本是一条道上的人，乘机取而代之，左倾路线仍在控制全党，“四人帮”忙于篡权，不可能为我的冤案复查。我只有等待暂回新疆。我回新疆后，1974年10月就搬家到塔里木农六团。当时，实在也无家可搬，我从北京去新疆，也只是一卷行李，两只书箱，从一团到六团，一辆汽车带我小儿子与小儿媳就都搬去了。到六团，团里人大多认识我，大家知道我在一团大改大革的消息，他们也去参观过，对我是很尊重的。当时我腰腿还不方便，六团穷得一辆汽车也没有，所以我要了一辆毛驴车，赶着走遍全团每一个连、每一块条田，弄清历史与现实情况。六团与一团自然条件基本相同，也是重盐碱地，但还有一部分沙壤土的地，脱盐好一点。果园生长很好，过去挖过排水渠后来又填了，经过反复。
当时全团一年只收100多万斤粮食，人员口粮要靠外调，生活极苦，穷困不堪，干战情绪低落，都想离场回家乡，所以生产积极性不高。我经过详细察看，与干部职工座谈，初步形成一个扭转局面、进行改革、促进生产的设想方案。首要的先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规划出个美好的有说服力、实实在在的蓝图。进行前途、出路的教育，使大家有个奔头，有前进的方向，改变沉闷的空气，鼓舞起干下去的决心与信心。开了两次全团干部大会，团领导要求我作报告。我根据调查情况，将六团自然条件与一团作了对比，告诉大家总体上说六团优于一团。着重介绍一团的实践经验，说明不能原样不变，要改变思路。中心还是利用机械、人力，大挖排水渠，先浅、密、通，以种水稻为主，改变种植结构；好地种棉花，水稻进行旱播，扩大面积，收复弃耕地；利用阿克苏城市近郊之利，建成依托城市，搞好畜牧业、果园、工副业、多种经营；用牛奶、肉食、蛋类、水果供应城市；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做到有吃、有用，争取一、二年改变面貌。我又到各连队，开职工座谈会、作报告，因为讲得实在，语言生动，群众很爱听。各连、各单位均搞了自己的规划，群众情绪很快就被鼓动起来了。我又到五连、六连常住，帮助修理开沟、挖渠的机械，因这些机械多年未用了。我又以五、六连为样本，进行水稻旱直播，改变原来水播、撒播的旧方法使水稻有行距，通风透光，便于中耕除草。我在六团仅半年多时间，水稻播种以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恢复工作，我又向兵团报告，请假到北京申诉。兵团、农一师、六团均是支持的，从此我就一去未返，再没回到新疆。六团当年也获得丰收，据说产量大增，经济发展。六团回内地的同志说，六团同志尚想念我，我的工资一直由六团寄发。这中间，虽有铁道兵的“小丑”通知新疆停发工资，经总政发函干预，工资还是照发了，一直到我平反后，工资关系才转到铁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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