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横行，推波助澜，把左倾推向高峰的年代，许多人都是不敢迎风顶浪。王震同志以他特有的胆识和威望，敢冒风险保护一大批好人，如划了右派的丁玲，在北大荒受保护；诗人艾青被他送到新疆农八师；新华社李千峰送到新疆石河子总场；李之琏被安排在新缰石河子兵团农科所，使这些人免遭残害。他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让我去新疆，继续革命。我决心远去新疆创建事业，继续革命，仿效林则徐谪贬新疆创功立业。虽然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带着全家老小全部离开内地，远走天山、塔里木。
回家动员母亲弃家走新疆，他老人家通情达理，一句话也不谈我遭贬的事，就打起精神决定远行。她对一手经营起来火灾后的草舍一往情深，总想建一个温馨的“窝”。抗日战争开始日寇打来了，只好弃家逃难；国民党进攻淮南解放区，她第二次弃家随共产党远走东北。这是第三次举家远走新疆。年过古稀的老人，经得起事变，经得起风浪，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我离开了家，告别故居。她决不使我为难，慨然应允，丝毫未流露出一点伤感情绪。
我们带她到上海看望侯锦文、刘宠光夫妇，他们约我们去杭州一游，住西湖边，畅游杭州，泛舟西湖。侯锦文抗日开始时，才十六岁就随我一道参加苏皖边区抗日义勇军，情谊甚深。刘宠光同志也遭左的路线审查迫害，他在华中党校整风审干时与我们一个小组，过去被捕一段时间本有结论，以后又遭劫难。他们是我的挚友，患难中短期相聚，互致安慰。在仪征，县委县府负责人，以家乡人民了解我相慰，设宴送行。扬州地区地委副书记、专员陈超是老朋友，任文彬特从扬州赶来送行。虽知遭屈，当时只能心照不宣。他们从仪征送我到六合到长江南京渡口。经过南京时，老战友艾明山、徐方恒夫妇热情接待。我和老友们一起谈笑风生，我对逆境，坦然以待，处之泰然，老友们见我精神不垮，均觉得宽慰。我对人生浮沉也确以潇洒对之，从来都挺直腰杆，从没有低过头。铁道兵领导也设宴为我送行。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鲜肉、鲜鱼都买不到，小食堂只能搞一桌罐头宴，还算丰盛。出席的有司令、政委等，除郭延令以外都到了。大家都很尴尬，有点苦涩，心理也有压力。为了打破沉寂，我却谈笑自若，慷慨激昂，一如往常，喧宾夺主。铁道兵干部部为我全家安排软席卧铺，农垦部秘书科长王桂林为我安排好了一路行程接送事宜。在兰州转车，在兰州饭店住两宿，继续西行。当时兰新线才通到大河沿，到那里住兵团办事处，尔后乘汽车到乌鲁木齐，住新疆生产兵团的人民饭店，兵团接待很殷勤。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同志设宴招待，他原是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政委，是王震老部下。现为新疆军区副政委、农垦部副部长。大概王震同志已向他介绍过情况，他很热情，很有风度，谈吐不俗，他对我到新疆表示欢迎，对我的遭遇表示理解。他还提醒，下面个别干部可能不理解也不要计较。我表示在革命征途中，沉浮荣辱，遭忌遭贬，对革命意志也是一种考验。误会是暂时的，历史是公正的，事实是永恒的是改变不了的。我既来新疆，就打算干一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能对得起，在什么位置上，都会严守职责，会团结各个方面人，处理好各种关系，个人得失决不计较。我们交谈很融洽。在乌鲁木齐休息数日，兵团干部部来车接我们去洗澡。我的小女儿魏榕在车旁等我们下楼，新疆电影制片厂的一辆吉普车撞到小女，弹出数米，头骨碰裂长达十厘米，当即失去知觉，急送新疆军区总院抢救，头上大血泡抽了很多血，小孩子命大，终于抢救过来。我先和家里其他人去南疆，老母、爱人、小女儿留乌鲁木齐，小女住院月余才痊愈，他们三人乘飞机到南疆农一师，两个儿女到军区八一中学读书。对于肇事的司机，我们取谅解态度，这是意外的事故，未加追究。他是千恩万谢，经常到医院看望孩子。农一师派车从乌鲁木齐接我们去阿克苏，翻越天山冰大板。本是八月盛夏，山下穿衬衣；到山上雪花纷飞，穿大衣裹棉被；下山又是夏天。一天之内经历了四季的气候变化。
农一师前身是步兵五师，是老三五九旅部队，除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国防军外，全师转业从事建设，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干部中老红军占很大比重，历史上有赫赫战功。建国后中央曾调该师为北京警卫师，王震同志建议，发扬南泥湾精神，屯垦戍边开发新疆。他亲自勘察，首先修一条胜利渠，开发塔里木沙井子垦区。尔后进入塔里木河两岸，开发大片荒原，建十几个农场。动员各地青年支边，全师当时20余万人。师长林海清，政委杜宏鉴均是三五九旅老红军、老干部，亲自接待，设宴接风。农一师决定我到塔里木河北岸的阿拉尔的二总场当副总场长。
二总场辖塔里木河北岸4个农场，即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场[2]。总场是个中间机构，是师派出机关，管理农场生产、经营与党政工作，各场均单独核算，总场以管理费为经济来源。总场场长王金山，是三五九旅老兵，政委肖有恩是抗战后期的干部，有一个副总场长，是陶峙岳部起义的副师长。总场机关有个办公楼，陶峙岳来视察时，写有“塔河岸边有高楼”的诗句。阿拉尔以总场与十四场[3]场部为主体，形成小镇，原先只有一家维吾尔族人在此牧羊。
农一师修了一条从阿克苏到塔里木河南北各农场的公路。塔河南北是广大无垠的大漠，一望无际，其中残存一些胡杨、沙枣、红柳林，有的没入沙包中。农一师进军塔里木，于无人烟处，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开出十几个农场。新疆大漠，只要有水就可生产种植。所有垦区，都要依靠河道，修渠引水，变沙漠为绿洲。新疆各少数民族，都是逐水草而居，有水才有草，有草才有人烟。塔里木河贯通盆地中腹，最下游的终点是罗布泊，除沼泽地外，最后都渗入地下。我到总场，首先熟悉情况，调查研究。这是新事业，我必须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所以必须每事问，向知情者请教，向技术人员、向屯垦老兵请教生产技术问题，只能做学生。我到困难较多的十二场，到生产经营好一些的十五场，前后住了两个月，住过几个连队。到田间看作物生长，看水利设施。经过一个收获季节，对农场情况基本摸出个头绪，对各场的情况也比较心中有数了。总场同志对我很尊重，我对他们也很尊重，从而增进了友谊。总场党委开扩大会，师党委扩大会都请我列席，我虽失去党籍，但并未作党外人士看待，更未作反革命对待，所以心情很平静。在阿拉尔二总场工作半年，摸清了农场的一些规律，我向师长、政委建议，想去搞一个困难较多的农场，比在总场可能发挥多一点实际作用。我是不甘蛰伏，想施展一些个人智慧与才能，改造大自然，造福人民。
1962年3、4月间，农一师进行了整编，将原一、二、三场恢复为一团，其他各场也改为团，调我任一团团长。林海清师长亲自带我到一团看了一遍，我即走马上任。
一团前身是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农一师1950年夏首先由七一八团改编的十四团开荒，地点在阿克苏西南55公里，在阿克苏至喀什的公路以东，维语地名沙井子。王震亲自勘察这一片广袤荒原，规划面积80万亩，使用面积50万亩。在塔里木河上游阿克苏河上开挖一条总干渠，名胜利渠，渠成时，王震同志请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剪了彩。农场是苏联专家按大型国营农场规划，白纸绘图，非常正规。灌溉渠道由总干渠、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五级组成，渠旁有干、支、斗、农防风林带和道路；条田规划长1000公尺，宽700公尺。挖排水渠、修道路和栽防风林后，实宽500米，整齐划一。各级渠道均有钢筋混凝土闸门，渠道从总干渠按一定坡降设置，开闸放水，直到农田。设计指导思想，是按苏联的模式种植，棉花、小麦、玉米、牧草轮作。但就是未考虑到新疆的陆地是原来的海底，是盐碱地，地面盐碱结成块，地下水也是盐碱水。开荒后第一年用大水压盐洗碱，耕作层淡化，庄稼长得很好。因无排水设施，第二年就开始返碱，作物生长不好。种了几年后，年年放水，盐无处排，均渗入地下，盐随水降。当时只灌不排，使地下水位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地下水又通过毛细作用，到达地表面，太阳一蒸发，盐分积存地面，造成大面积次生盐渍化，作物不能生长。虽然开挖排水渠，能降低地下水位，排除土壤盐分。但是工程浩大，一时难以解决。一度曾难以为继，打算迁场，改为马场。因无可迁之处，偌大的建设又不能轻易放弃，故迁场而未果。一场曾试种过水稻，种的本地土种稻，产量虽不高，但可以有收获。因地下水位升高，防风林带的树木都死掉了，要大搞排水系统，工程又庞大，所以一时难以改变原来的种植计划，仍以旱作物为主。由于地下水位升高，盐随水升，普遍返盐，连土房墙脚都纷纷剥落而倒塌。几十个连队，加上团部与工副业用房，墙基都要改用石头，工程也巨大。全团近2万人要吃饭。
1962年我到任时，欠职工几年工资，还欠外债五、六百万，职工理发、看病都打欠条，财务部门账面上与银行户头都是空的。全团只有原来的一场职工口粮可自产自给，二场、三场还得外购部分粮食。总之是生产困难，财政困难，生活困难。
怎么办？人们都处于惶惑之中。但南泥湾精神，艰苦奋斗的传统，在这个英雄部队中，是一贯保持的。困难再大，生活再苦也能坚持，他们用石灰处理稻草，用苜蓿制代食品，瓜菜代，战士情绪仍很高昂。只要指挥得当，部队仍是指到那打到那。我到一团时已是4、5月间，正是春耕播种时期，当年的生产布局，作物种植计划，均已确定，不好随便改动，只能在春耕、春播中了解情况。师部生产科长廖从龙，是农学院毕业的农业科技干部，原在农一团搞过生产。我请他当顾问，随我走遍每个干渠，每一个条田。因条田编号有个规律，一个月走下来，每个条田都记清了，并要生产股绘制一份全团条田作物布局图。一团条田是以干、支、斗、农渠道号编成的。如三干渠二支渠二斗渠三农渠，即三二二三条田。摸清规律，走到那个条田即知其编号。全团的条田，当时已有三分之二以上荒芜，任其长芦苇放牧，有些盐碱地芦苇也不能生长，所以当年实际作物安排的面积，只有12万亩。
我在三场大量弃耕的条田中，找了两个条田1000余亩地试种水稻。当时想要恢复荒废的土地，改造盐碱地，使其能正常生产。我认为这是中心课题，这个主要问题能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我心中不断思考的问题。调查研究，摸索实践也必须以此为中心。一场试种水稻，挖了排水渠，虽未配套，但水稻有收获，吃饭解决了。种过水稻的地，盐碱轻了，种棉花、小麦也可以生长，只是保苗差些，产量不高。联系我过去参观华北沿海农场的经验，改良盐碱地主要一条是种水稻，是唯一的开发手段。所以我对各种作物的条田，不断详细察看，只有种水稻的条田保苗率高一些，说明水使土壤耕作层淡化，水稻长在淡化层中，就生长得很好。旱作物地经放水压盐后，盐碱随水分蒸发又上升到地表，根层盐分超过极限生长不了。由此我形成一个概念：一团出路，只有根据水量，大量开熟荒地种水稻。为此必须大挖排水渠道，人力、机械一起上。排水先搞浅、密、通，除干支渠按一定标准深度挖成外，毛、农、斗排水渠先用大开沟犁拉九十厘米深沟，而后人工再加深。先求通，使盐碱水能从农、斗、支、干排渠排出界外，表层盐分大量横向排出。因一团土壤粘性重，渗透性不好，盐分随水压下，横向溢到排水渠中，盐分就少了。经若干年耕种，土壤表层，作物生长的土层就可淡化了。
1962年，我通过调查研究形成一个认识，“一团出路，主要靠种水稻。为此必须大挖排水渠道，干、支渠则按标准挖到一定深度，斗、农、毛排渠先搞浅密疏通，尔后逐年分区、分批加深。经种水稻洗盐碱，土壤表层淡化后，择优质地种经济作物长绒棉。下功夫搞工、副业、饮食业，争取有现金收入，解决财政困难，改变穷困局面”。我这个设想呵思路，得到师党委的支持，团党委在我反复说明之下，也都同意，并反复向下级基层干部说明道理，得到大家的拥护。
一团从1952年转业建设，在沙井子无人荒漠上开荒生产，到1962年已经10年，年年亏损。困扰在土地盐渍化。原规划种植计划，旱作轮作，由于不保苗收获很少。一个地区一定的环境条件，使思维方式形成定势，在一个圈子里走一时难以跳出。新疆农业科学技术，又受苏联模式影响，把种水稻视为畏途。他们的观点是种水稻提高地下水位，使大面积次生盐渍化，只有减少用水，降低地下水位，实行牧草轮作。多年以来，这个观点一直突不破，所以不敢大面积种水稻，守着旱作物20～30%保苗率，继续生产，在贫困中转圈子。年年看在眼里，闷在心里，年年往复。我检查玉米杂交制种田发现，一行父本，两行母本保不了苗，父本几米到几十米出一株，母本也是如此参差不齐。我开玩笑说，男女双方能互相看到，只能恋爱不能结婚，还配什么杂交种子呢？但就是这样往复循环，年年如此年年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决心进行下列各项改革：一、首要问题是将旱作物为主改为以水稻为主。相应的措施就是集中力量，大挖农排以下排水渠，先以浅、密、通能排表层盐碱水为权宜之计，以便先进行水稻生产。从1962年冬到1963年春，全场劳力集中在二场三场地区，恢复失地，大挖排水渠，为1963年扩种水稻面积打下基础。一年时间初见成效，1963年水稻丰收，大米大批外调，扭亏为盈，证明旱改水的思路成功。第一项改革取得胜利。1963年至1964年冬、春，又集中全团劳力，在一、二、三场原放弃的条田里开挖排水渠。三个冬春，我率全团职工，在冰天雪地中搭苇棚、支帐篷，吃住在工地，共开挖支排、干排总长达170公里，完全恢复弃耕地为耕地，原来芦苇地种上了水稻。1965年种水稻8万多亩。土壤表层已淡化的土地，种了长绒棉和小麦，一团再也不愁吃饭问题了。财政上，1963年扭亏为盈，变每年亏损200万元到上交利润50万元。一团经济上第一次大翻身。1965年，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个农业师100多个团场，在一团开水稻现场会议，推广一团经验，兵团领导都参加了，我做了“一团改革经验”的报告。《新疆日报》记者，按我的报告，用我的名义写成一篇“种水稻的哲学”，登在《新疆日报》上。从1963年起，新疆南疆地方的地区、各县，兵团二师各团，分批到一团参观，种水稻成为新疆盐碱地生产的一个突破性的问题，多年论争未决的问题，从一团的生产实践中出到了结论。
二、围绕旱改水这一中心各项其它改革配套。改革水稻播种方式，大面积种植水稻，不可能采取水整地、插秧的方式，大面积水整地的水直播也不行。一是水整地没水牛，拖拉机下水田的技术问题当时尚没有解决。盐碱地一见水，机器下陷拖不上来。人工插秧办不到，因一个劳力要管上百亩田，所以只好旱整地，播种机旱直播，尔后开沟、打埂、放水。旱直播，原来用24行播种机，行距15厘米，用园盘开沟器，种子播入地下5厘米，行距太密中耕除草不便，稻种下种深了影响出苗率，这些都必须进行改革。为此，我派两个副场长分期去天津芦台农场学习改造播种机，实行宽幅宽行播种。将园盘开沟式播种器改为靴式播种器，播幅5厘米，行距25厘米，稻种播在地面上，出苗齐，行距宽有利于中耕除草。就这简单的改动，也引起很大争论，许多人不放心。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吕华曾好心向我劝告，“不要太冒风险。万人吃饭，一旦减产，吃不饱饭，问题就大了。你是跌了交来的，更要谨慎！”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他是不懂生产经营的，我说服了他。我对决定要改要办的事心中有数，是绝不动摇的，还是改了，取得了丰产丰收的效果。
三、引进高产品种，提高水稻产量。本地稻种产量低，易落粒、倒伏，不能丰产。我们一面从十二场引进水稻“一二九”品种，这种高杆、大穗、不倒，小块试验可达千斤以上，一面与农垦部联系，引进国内外大量优良品种，建立种子站，全面试种，进行区域化试验，择优推广。通过品种比较后，最后确定主种“一二九”、“银优”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米质好、产量高、不落粒，获得大丰收。一团大米米质在全新疆成为第一，优质优价，一下子吸引了乌鲁木齐各部门，他们纷纷要一团大米。乌鲁木齐到一团运米还解决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化肥等物资的运输问题，从乌鲁木齐空车来时帮助我们带运化肥和玉米饲料等。物以稀为贵，新疆大米少，一团的大米成了抢手货。
四、为了解决现金收入，我们还种了一部分糯稻。这在新疆简直是奇货可居。我们在阿克苏与乌鲁木齐开了甜食店，生产糕团、米花糖出售，当时独此一家。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与区党委各机关首长与干部中和南方人都去品尝，门庭若市。爆米花糖做成方块，除在乌鲁木齐与阿克苏门市零售外，还批发给各地商贩，供不应求。我们还在乌喀国道的阿克苏55公里处盖了饭店、旅馆，来往车辆、旅客投宿，有大米、白面、猪、牛、羊肉大量供应，每日顾客盈门。农场自已的百货商店、门市部，扩大货源，满足职工生活需要。这些饮食业、商业活动，使农场经常有了现金收入，工资都能按时发放，人心安定。
五、开发煤矿。一团原有一个煤矿，煤质虽差，但烧饭取暖可用。煤矿由一个劳改队用人工开挖，煤层不到一米，井下的人不能抬头。打了一个斜井，铺设了小轨道，用人力推土绞盘，钢丝绳拉木斗车出煤，产量很低。还有一个拖拉沟煤矿，在阿克苏西北大山里，煤层厚质量好，供应阿克苏工业用煤。两个煤矿我都亲自下井看过，一是供农场生活用煤，一是供应市场，也是一个经济来源。一团烧饭大部分连队用牛车到塔里木原始荒原打枯胡杨、红柳根为燃料，打一次柴来回十几天。越打越远，一个连打柴要用十个人，费工费时。冬季不发烤火费，职工自己去打柴火，这些群众生活的紧迫问题，我觉得必须解决，所以决心改造四石场煤矿，装发电机带动卷扬机运煤。井下用电灯、电钻，改用黄色炸药，改善井下作业条件，产量增加几倍。各单位烧饭全部用煤，冬季每家发一吨半煤烤火，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
六、加强工副业。对原有轧花、打米、磨面、烧酒，增添机械设备，增加产品，提高利用率。增加采石场机械，增加产量，石头用于基建，做房屋基础。石灰石烧石灰，并改造石灰窑，石灰除自用还外销增加收入。进行粮食深加工。在内地聘请几位糕点师傅，加工甜食、糕点，除满足职工生活需要，也向外卖出，增加经济收入。
七、加强畜牧业、园林业。大量改造细毛羊，提高产量产值。改良马牛品种，增购种公畜。恢复养鸡场、养猪场，增加职工肉蛋副食。农副产品糠麸、棉壳充作饲料，以大米换玉米，提高饲料质量。改造土壤，扩大果园、苗圃，增种水果。试种干果薄壳核桃，效果很好。增加油料作物，种木本油料。
八、建设渔场。从内地引进鱼苗，利用排水湖泊建立种鱼池。从浙江聘请养鱼技师人工繁育鱼苗。盐水湖中放养五万尾鲫鱼，一年即收获几吨。尔后稻田水沟都有鲫鱼，人工培育鱼苗如鳊、鲤、草鱼等，在盐水湖均生长很好，连队每月每周都能吃到鱼，本打算从安徽用飞机运各种特种水产种苗如黄鳝、泥鳅、大虾、螃蟹，因文化大革命未果。我走后听说职工吃到鱼时，常常念叨着我。
九、给职工家属分一、二亩自留地。农场荒废土地很多，给一点自留地让家属自由种植一点，养一头猪、几只鸡鸭，以补充副食的不足。此事后来在“文革”中成了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现在看来，有些人真是鼠目寸光。
十、快速耕作，放水灭苇。一团的弃耕地，遍生野芦苇，种水稻后芦苇丛生，稻田拨芦苇费工费力，是收复荒地扩种水稻的一大难题。经多方探索，我偶然发现一个老职工在林带空地种小块水稻，用铁锹一块一块切开，切断芦苇根茎，尔后放水种水稻，芦根伤口一灌进水就烂了，很少再发起来。由此我联想到其中道理，是芦苇地下茎切成碎段，伤口泡水后霉烂，节芽很少再发。所以我把它叫做“机械作业，快速耕地、切地，快速播种、放水的快速灭苇法”。1964年试验成功，1965年全面推行，集中全团农业机械，集中快速作业，快速放水，收复原三场地区全部弃耕地。这一经验，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十一、探索水田机械化。农场只有履带式、轮式大型拖拉机。为使拖拉机能下水田整地，我们作了反复试验。先将德特五十四、斯大林八十号履带式的拖拉机用木板加宽履带板，这样虽可下水了，但遇到盐碱窝子也下陷，还试验水稻中耕除草机械，引进芦台的三马力汽油机，虽然可下水，但只能在行间除小草。又引进人力中耕器，人工中耕太费力。也引进过插秧机，但大面积水整地要大量的手扶拖拉机，对大面积水稻生产也适应不了。这些试验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我进行多种水稻种植方式的试验、比较，还是机械化旱直播较为成功。
十二、重视技术人员，实行科学种田。大学生来者不拒，每连配技术员，搞种子田。耕作、播种、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都有技术人员把关。团部种子站，引种水稻200多个品种。优良品种都搞株行圃，择优繁育，选用适合本地良种。
以上一系列改革，还未完全展开，就遇到很多阻力，但广大职工还是支持拥护的。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都尽力保护我，使我未受大的伤害。只有百分之一的小造反派，上窜下跳，实质是官办运动，上层发动才整我的。
1963年秋，王震同志听了农一师办公室主任赴京汇报的情况，他谈到一团，说今年水稻大丰收，产量翻番，扭亏为盈，上交四、五十万。王震同志特别高兴，随手在笔记本子上撕下一张，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是“魏然同志，你好！听说你们水稻丰收，并扭亏为盈。我很高兴你创造的成绩，望你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一个高产红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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