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珍是山东省博兴县王家村人，佃农出身。他仅读过小学四年级，即辍学务农。在党的教育启发下，他投身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过村、区干部。1949年2月，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1950年1月30日，随军到达永安，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工作艰苦，他夜以继日地投入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稳定社会秩序，开拓了新局面。1954年7月提任县委副书记，1955年4月任县委书记。我于1950年10月参加吉山土改队，1952年9月调任五区副区长。以后长期在党政机关和区社工作。当时干部少，领导干部更少。彼此之间相处，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感情融洽深厚。这里举个事例：
1953年初，王佩珍下五区检查工作。区委书记阮守法是他的山东老乡，又曾经有过一段患难交情。那是在1950年除夕，阮守法和区委工作组17人，被罗干伍匪徒数百人围困在大陶口土堡。王佩珍闻讯，率领县大队前往救援。两人见面提起往事，老阮感慨地说：“现在局面安定，王部长来我区，不必带警卫人员。”王佩珍说：“明的土匪消灭了，暗藏的反革命还在伺机活动，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区长是知识分子，没有斗争经验，老阮你要注意他的安全。还有，要提醒区长下乡枪要随身带，有备无患啊！”他叫我把枪支拿给他检查。我取出长枪、木壳枪、手枪、他一一拆开检看，又认真讲解射击要点，像老师教学生，谆谆善诱。我心中一阵温暖。以后，我下乡工作，老阮必安排2－3个区干部同行，并要我带长短枪，加两颗手榴弹，还嘱咐：“你不要忘记王部长的交待！”老同志对我的关心，我终生难忘！
这天中午，阮守法请王珮珍吃饺子，叫我作陪。于是，在老阮的家门口，摆张桌子，老阮揉面粉，他老婆做馅子，王佩珍包饺子。王佩珍含笑说：“在家乡只过年才包饺子，现在生活改善了，想吃，随时包。”他技术熟练，包得又快又好，我看了手痒，也学包一个。他拿起看了一下说：“不行，下锅就散开，你坐着等吃好了。”一餐山东风味的水饺，我们吃得很开心。
1954年3月28日，我率领12名代表，出席永安县首届人大会。傍晚，王佩珍和县领导到宿舍看望代表，嘘寒问暖，代表们受到很大鼓舞。选举县政府班子时，这原已无悬念，王佩珍却十分慎重，按规定程序认真进行，指定我当监票人，他也站在台上黑板前，目不转睛地监视。记票人记错了一笔，他立即指出纠正，并叫我代替记票。他看我记得又快又准确，露出满意的笑容。结束后，他笑说：“还是小陈行！”
1958年7月，我调任县委工具改革办公室代主任。王佩珍是县委第二书记，分管工改工作。工改办是大跃进的产物，主要负责发动群众创造改良新式农具。他多次要我深入群众，调动群众创造新农具的积极性。省政府举办新农具演展会，他派我率队参加。我赴榕带回一部插秧机，他很感兴趣，仔细摆弄察看，然后安排通用机器厂仿造。制成后，我派工改办干部柳存丽下田试用。柳存丽是县农技站长，有技术，又有插秧经验。他试用后说：“基本可用，有点毛病，正在修改。”我向王佩珍汇报了，他决定召开插秧机现场会，地点在城郊公社茅坪大队，参加人员：县农业局、工业局、商业局、通用厂及社队领导。我邀请永安报记者陈革、江树柑到场采访。这时，正是插秧季节，我们选了一块便于操作的水田，由柳存丽下田试插。他边操作边讲解，接着茅坪大队干部也试插一遍。我看出有偏秧，秧苗也不均匀，但是，很多人叫好。王佩珍兴致勃勃地说：“我也来试一下！”我叫小柳排好秧苗，调整好机件，并简单说明注意事项。王佩珍脱下鞋袜，卷起裤管，赤足下田。小柳在后面随行补秧。王佩珍插了几行秧，站起身，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满意地说：“不错，虽然有点小毛病，但解决了插秧不用弯腰，就是大进步。”他交待通用厂进一步研究修改。在他的热心推动下，永安县办起了插秧机厂。该厂生产的71型插秧机，1971年，参加全国插秧机评比，荣获第一名。
二个月后，他听商业局汇报：生产的土化肥，肥效高，产量高，就和我前往调研。听取化肥厂厂长汇报后，王珮珍捧起一把土化肥，仔细分析说：“先和生产队挂钩，搞块试验田，做出成效后，再大量生产推广。”后来证明肥效不高。我深刻体会到王佩珍的务实作风。
1959年，大炼钢铁全面开展。王佩珍看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却又不好说。一天，他叫我同他去洪田公社检查生产。吉普车直达公社门口，听取公社书记郑保坤汇报后，王佩珍问他：“老郑，苗情究竟好不好？”郑保坤是老实人，结巴地说：“是不……不很好……。”“为什么不很好，劳力不集中？”可郑保坤不敢把问题挑明。王佩珍奋然说：“公社领导头脑要清醒！误了生产，就是误了老百姓吃饭大问题！要妥善安排劳力，把生产赶上去！”随后，他和公社领导下田跑了一圈。
中午，餐桌上摆了五菜一汤，有猪肉、鱼、蛋加馒头，香喷喷地勾动了我的食欲，可我又不敢率先举筷。王佩珍严肃地说：“这么多菜，太浪费了！”社长石茂萍赶紧解释：“这都是公社畜场的产品，不花什么钱。”王佩珍说：“那也不行，下餐简单点，不然我要批评你！”当年，我曾陪同多位县领导下乡，像王佩珍这样反对吃喝，廉洁自律，还是少见。
王佩珍对工作一贯务实，反对浮夸风。1959年，县委在“反右倾”的压力下，粮食亩产上报跨纲要。国务院通知永安县派人赴京领奖。王佩珍不愿去，但是县委常委会决定去领奖。一天，农办演习，有人说：“粮食跨纲要，受国务院表彰，光荣！”我忍不住说：“大家都是搞农业的，应该心中有数。我看半纲要还差不多。”有人赞同我的话，也有人说：“你这是抹黑大好形势！”第二天，我在县委院子里，遇见王佩珍夫人董桂英，她是我革大同学，一向有交情。她说：“纬地，你怎么敢在农办说王书记虚报成绩，骗取国务院的奖。”我说：“我原话不是这样说，我只是说亩产恐怕达不到跨纲要。”董说：“那样说也不好。”我想这下恐怕惹了祸，紧张地问：“那王书记怎么说？”董桂英看我惶恐的样子，笑一笑说：“王书记说，‘陈纬地是秀才，喜欢说话，没有关系。’”她停一下，又说：“那人走后，王书记说，‘其实跨纲要就是有虚数，不能怪人家议论。’不过，纬地，我劝你今后不要在那种人面前发表议论。”我没有问她是谁说的。但从这件事，我看到王佩珍实事求是、爱护干部的品德。他多次对农办干部说：“不要虚报，也不要压下面乱报。责任我承担！”
王佩珍对统战工作也十分重视。永安县政协成立于1956年9月，他以县委书记身份兼任首届主席。他认真贯彻党的统战工作政策，首届政协委员35名，中共委员10名，只占28.5%。安排副主席时，他力排众议，提名工商联主席曾七俚、专二院医师周首道担任副主席。有人认为周首道曾任国民党上校军医，历史复杂。王说：“主要看现在，我们团结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就能调动更多的人为党工作。”他在政协会议上，能倾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使政协委员感到心情舒畅，踊跃发言。他担任一至四届政协主席，直到调离工作才卸任。
王佩珍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居住在一号楼楼上12平方的小房间。室内一床一桌，两椅一箱，此外别无他物。办公室要为他更换新家俱，他严辞拒绝。他下乡工作，吃饭按规定交粮票、菜金。他从不谋私利，也不为家属谋官职。董桂英于1950年来永安时，任团县委部长。革大同学见面，都叫：“董部长！”她笑靥如花般答应。可是十多年后，她却安心于县委机要室一般干部的职位。
1966年夏，王佩珍调中央文化部工作。1967年，永安造反派揪他回来批斗，定为头号走资派。大字报张贴在街上、机关和他的寝室门口，轮番批斗，游街、抄家。王佩珍承认工作有错误，但不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时，我担任西洋公社副社长，也受到冲击，处境艰难，也深深为老领导担心。
1969年，县革委会在西洋公社福庄办学习班。王佩珍进学习班，边学习边接受批判审查。不久，董桂英也进了学习班。她特地到公社找我借床板床架。我找了一副单人床具，并一条小凳子，又通知公社拖拉机运载。在等车的间歇，老同学聊起现况，我关心王佩珍的处境。董说：“挨批斗是免不了的，但有些过去受老王提拔的人，现在也翻脸无情，乱批狠斗。对此，老王却坦然对待说：形势迫人，不必怪他们。他安慰我：‘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乌云总会散去的。’”
一个月后，公社干部也参加学习。我路遇王佩珍，叫声：“王书记！”他含笑点头说：“不要叫我书记，叫老王好了。”他又说：“你可能也受点委屈，要经得起这场考验！工作还要我们干！”他的话是鼓励我，也是他胸怀坦荡的自白！
学习班后期，我担任了排长。一次排长会上，学习班领导介绍旧县委班子情况说：“王佩珍表现较好，学习态度端正，对错误有所认识，政历也无问题。”我听了为王佩珍高兴。心想，应该不久他将重新工作。
1970年，王佩珍调省农业科学实验站，担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组织照顾他，董桂英调省农业厅资料室工作。
1974年，王佩珍因病逝世。永安人怀念这位解放永安、建设永安的好领导。我作为他直接领导下的干部，吟诗一首，以寄缅怀之情：
缅怀王佩珍
南下闽中献赤心，餐风宿露表灵襟。
走村串户甘霜冻，涉水登山愿雨淋。
两袖清风污吏愧，一身正气庶民钦。
燕江两岸花开艳，遗泽绵绵感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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