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珍是山东省博兴县王家村人,佃农出身。他仅读过小学四年级,即辍学务农。在党的教育启发下,他投身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过村、区干部。1949年2月,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1950年1月30日,随军到达永安,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工作艰苦,他夜以继日地投入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稳定社会秩序,开拓了新局面。1954年7月提任县委副书记,1955年4月任县委书记。我于1950年10月参加吉山土改队,1952年9月调任五区副区长。以后长期在党政机关和区社工作。当时干部少,领导干部更少。彼此之间相处,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感情融洽深厚。这里举个事例:
1953年初,王佩珍下五区检查工作。区委书记阮守法是他的山东老乡,又曾经有过一段患难交情。那是在1950年除夕,阮守法和区委工作组17人,被罗干伍匪徒数百人围困在大陶口土堡。王佩珍闻讯,率领县大队前往救援。两人见面提起往事,老阮感慨地说:“现在局面安定,王部长来我区,不必带警卫人员。”王佩珍说:“明的土匪消灭了,暗藏的反革命还在伺机活动,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区长是知识分子,没有斗争经验,老阮你要注意他的安全。还有,要提醒区长下乡枪要随身带,有备无患啊!”他叫我把枪支拿给他检查。我取出长枪、木壳枪、手枪、他一一拆开检看,又认真讲解射击要点,像老师教学生,谆谆善诱。我心中一阵温暖。以后,我下乡工作,老阮必安排2-3个区干部同行,并要我带长短枪,加两颗手榴弹,还嘱咐:“你不要忘记王部长的交待!”老同志对我的关心,我终生难忘!
这天中午,阮守法请王珮珍吃饺子,叫我作陪。于是,在老阮的家门口,摆张桌子,老阮揉面粉,他老婆做馅子,王佩珍包饺子。王佩珍含笑说:“在家乡只过年才包饺子,现在生活改善了,想吃,随时包。”他技术熟练,包得又快又好,我看了手痒,也学包一个。他拿起看了一下说:“不行,下锅就散开,你坐着等吃好了。”一餐山东风味的水饺,我们吃得很开心。
1954年3月28日,我率领12名代表,出席永安县首届人大会。傍晚,王佩珍和县领导到宿舍看望代表,嘘寒问暖,代表们受到很大鼓舞。选举县政府班子时,这原已无悬念,王佩珍却十分慎重,按规定程序认真进行,指定我当监票人,他也站在台上黑板前,目不转睛地监视。记票人记错了一笔,他立即指出纠正,并叫我代替记票。他看我记得又快又准确,露出满意的笑容。结束后,他笑说:“还是小陈行!”
1958年7月,我调任县委工具改革办公室代主任。王佩珍是县委第二书记,分管工改工作。工改办是大跃进的产物,主要负责发动群众创造改良新式农具。他多次要我深入群众,调动群众创造新农具的积极性。省政府举办新农具演展会,他派我率队参加。我赴榕带回一部插秧机,他很感兴趣,仔细摆弄察看,然后安排通用机器厂仿造。制成后,我派工改办干部柳存丽下田试用。柳存丽是县农技站长,有技术,又有插秧经验。他试用后说:“基本可用,有点毛病,正在修改。”我向王佩珍汇报了,他决定召开插秧机现场会,地点在城郊公社茅坪大队,参加人员:县农业局、工业局、商业局、通用厂及社队领导。我邀请永安报记者陈革、江树柑到场采访。这时,正是插秧季节,我们选了一块便于操作的水田,由柳存丽下田试插。他边操作边讲解,接着茅坪大队干部也试插一遍。我看出有偏秧,秧苗也不均匀,但是,很多人叫好。王佩珍兴致勃勃地说:“我也来试一下!”我叫小柳排好秧苗,调整好机件,并简单说明注意事项。王佩珍脱下鞋袜,卷起裤管,赤足下田。小柳在后面随行补秧。王佩珍插了几行秧,站起身,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满意地说:“不错,虽然有点小毛病,但解决了插秧不用弯腰,就是大进步。”他交待通用厂进一步研究修改。在他的热心推动下,永安县办起了插秧机厂。该厂生产的71型插秧机,1971年,参加全国插秧机评比,荣获第一名。
二个月后,他听商业局汇报:生产的土化肥,肥效高,产量高,就和我前往调研。听取化肥厂厂长汇报后,王珮珍捧起一把土化肥,仔细分析说:“先和生产队挂钩,搞块试验田,做出成效后,再大量生产推广。”后来证明肥效不高。我深刻体会到王佩珍的务实作风。
1959年,大炼钢铁全面开展。王佩珍看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却又不好说。一天,他叫我同他去洪田公社检查生产。吉普车直达公社门口,听取公社书记郑保坤汇报后,王佩珍问他:“老郑,苗情究竟好不好?”郑保坤是老实人,结巴地说:“是不……不很好……。”“为什么不很好,劳力不集中?”可郑保坤不敢把问题挑明。王佩珍奋然说:“公社领导头脑要清醒!误了生产,就是误了老百姓吃饭大问题!要妥善安排劳力,把生产赶上去!”随后,他和公社领导下田跑了一圈。
中午,餐桌上摆了五菜一汤,有猪肉、鱼、蛋加馒头,香喷喷地勾动了我的食欲,可我又不敢率先举筷。王佩珍严肃地说:“这么多菜,太浪费了!”社长石茂萍赶紧解释:“这都是公社畜场的产品,不花什么钱。”王佩珍说:“那也不行,下餐简单点,不然我要批评你!”当年,我曾陪同多位县领导下乡,像王佩珍这样反对吃喝,廉洁自律,还是少见。
王佩珍对工作一贯务实,反对浮夸风。1959年,县委在“反右倾”的压力下,粮食亩产上报跨纲要。国务院通知永安县派人赴京领奖。王佩珍不愿去,但是县委常委会决定去领奖。一天,农办演习,有人说:“粮食跨纲要,受国务院表彰,光荣!”我忍不住说:“大家都是搞农业的,应该心中有数。我看半纲要还差不多。”有人赞同我的话,也有人说:“你这是抹黑大好形势!”第二天,我在县委院子里,遇见王佩珍夫人董桂英,她是我革大同学,一向有交情。她说:“纬地,你怎么敢在农办说王书记虚报成绩,骗取国务院的奖。”我说:“我原话不是这样说,我只是说亩产恐怕达不到跨纲要。”董说:“那样说也不好。”我想这下恐怕惹了祸,紧张地问:“那王书记怎么说?”董桂英看我惶恐的样子,笑一笑说:“王书记说,‘陈纬地是秀才,喜欢说话,没有关系。’”她停一下,又说:“那人走后,王书记说,‘其实跨纲要就是有虚数,不能怪人家议论。’不过,纬地,我劝你今后不要在那种人面前发表议论。”我没有问她是谁说的。但从这件事,我看到王佩珍实事求是、爱护干部的品德。他多次对农办干部说:“不要虚报,也不要压下面乱报。责任我承担!”
王佩珍对统战工作也十分重视。永安县政协成立于1956年9月,他以县委书记身份兼任首届主席。他认真贯彻党的统战工作政策,首届政协委员35名,中共委员10名,只占28.5%。安排副主席时,他力排众议,提名工商联主席曾七俚、专二院医师周首道担任副主席。有人认为周首道曾任国民党上校军医,历史复杂。王说:“主要看现在,我们团结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就能调动更多的人为党工作。”他在政协会议上,能倾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使政协委员感到心情舒畅,踊跃发言。他担任一至四届政协主席,直到调离工作才卸任。
王佩珍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居住在一号楼楼上12平方的小房间。室内一床一桌,两椅一箱,此外别无他物。办公室要为他更换新家俱,他严辞拒绝。他下乡工作,吃饭按规定交粮票、菜金。他从不谋私利,也不为家属谋官职。董桂英于1950年来永安时,任团县委部长。革大同学见面,都叫:“董部长!”她笑靥如花般答应。可是十多年后,她却安心于县委机要室一般干部的职位。
1966年夏,王佩珍调中央文化部工作。1967年,永安造反派揪他回来批斗,定为头号走资派。大字报张贴在街上、机关和他的寝室门口,轮番批斗,游街、抄家。王佩珍承认工作有错误,但不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时,我担任西洋公社副社长,也受到冲击,处境艰难,也深深为老领导担心。
1969年,县革委会在西洋公社福庄办学习班。王佩珍进学习班,边学习边接受批判审查。不久,董桂英也进了学习班。她特地到公社找我借床板床架。我找了一副单人床具,并一条小凳子,又通知公社拖拉机运载。在等车的间歇,老同学聊起现况,我关心王佩珍的处境。董说:“挨批斗是免不了的,但有些过去受老王提拔的人,现在也翻脸无情,乱批狠斗。对此,老王却坦然对待说:形势迫人,不必怪他们。他安慰我:‘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乌云总会散去的。’”
一个月后,公社干部也参加学习。我路遇王佩珍,叫声:“王书记!”他含笑点头说:“不要叫我书记,叫老王好了。”他又说:“你可能也受点委屈,要经得起这场考验!工作还要我们干!”他的话是鼓励我,也是他胸怀坦荡的自白!
学习班后期,我担任了排长。一次排长会上,学习班领导介绍旧县委班子情况说:“王佩珍表现较好,学习态度端正,对错误有所认识,政历也无问题。”我听了为王佩珍高兴。心想,应该不久他将重新工作。
1970年,王佩珍调省农业科学实验站,担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组织照顾他,董桂英调省农业厅资料室工作。
1974年,王佩珍因病逝世。永安人怀念这位解放永安、建设永安的好领导。我作为他直接领导下的干部,吟诗一首,以寄缅怀之情:
缅怀王佩珍
南下闽中献赤心,餐风宿露表灵襟。
走村串户甘霜冻,涉水登山愿雨淋。
两袖清风污吏愧,一身正气庶民钦。
燕江两岸花开艳,遗泽绵绵感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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