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县事件”平息后，部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整训，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在北满地区开始剿匪。大概在1945年12月下旬，松江军区政委张秀山率领哈东和哈南军分区部队进行该地区的剿匪，那时我们卫生部机关很不健全，军区医院也刚刚成立忙于收容伤病员的任务，只抽出从新四军来的卫生队长波生和医生王影彬跟随部队行动，据他们回来汇报的情况看，遇到寒区作战中在卫生保障方面的种种问题，如在指战员中发生冻伤，感冒、气管炎疾患较多，伤员在后送途中如不注意保暖甚至有冻僵的危险。作战时，步枪和机枪都得用酒精灯烤热，不然机柄都打不开，无法进行射击等，这些过去在关内作战时都没有听说过的。到1946年2月初，大概在春节过后，军区聂鹤亭司令员亲自率领约两个团的兵力配合359旅部队到哈北地区剿匪，卫生部由我带领两名医生和五名医大高年级学生随部队行动。军区将司、政、供、卫各机关的干部组成一个伙食单位，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司令员聂鹤亭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在冀察晋军区担任过参谋长，对指挥作战很有经验，对部属也很信任，有什么重大事情总是把李世安和我找去商量，他常留我们同他一起吃饭，工作和生活均很融洽。说到李世安同志，他是松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也是一位红军干部，在新四军三师某团任过政委，富有政治工作经验，待人诚恳，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他成了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次剿匪是在松花江江北地区，从呼兰县向东横扫巴彦、木兰、通河等县山区，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消灭了大股土匪，打死打伤和活捉一批匪徒，占领了哈北各个县城，并同哈东、哈南各县连成一片，取得了剿匪的重大胜利。我们卫生机关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战伤救治和寒区作战的卫生保障。随我一起来参战的人员，特别是学生缺乏战伤治疗的实践经验，因此只能采取边实践边训练的办法开展工作，从实践中便他们掌握战伤救治的原则和技术，体现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神。哈北分区司令员谭友林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老干部，是我长征后期的师首长（那时我是师卫生主任），他很关心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指战员，要我陪同他一起到巴彦县医院去看望这些重伤病员。我作为军区卫生部长，而且还是一个外科医生，当然义不容辞地同他一同前往，详细地检查了每个重伤员的伤情，在县医院医护人员的配合下，给几位腹部受伤的重伤员作了肠切除与肠吻合术，还给一位伤员做了人工尿道术，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受到了医院领导和分区首长的赞誉。这次剿匪是在严寒季节并在类似“林海雪原”的哈北山区进行的。因此防寒防冻卫生就特别重要，我们经常建议部队首长不断改善部队御寒装备，进行耐寒锻炼。每当部队集合或停止行进时就在原地做踏步运动。过去听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通过这次剿匪才真正认识到乌拉草质地柔软保暖性能好，是防止脚冻的好材料，从关内来的同志经常清教东北的同志介绍应用该草缠脚的方法和经验．这次剿匪我虽身居哈北，但经常惦念宾县刚成立起来的卫生部、医院和学校的工作，好在东北交通电话比关内发达，经常可以通信或电话联系，当这次行动接近尾声时，新来卫生部的政委苏生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是王黎同志（我爱人）带着小孩（柳果）来到了宾县本部，听后，不免喜出望外，给我增添了精神力量，以后她还成了我工作的有力助手。
进人哈市，松江军区成为东北战场的后方。
自从1945年冬国民党官员接管哈尔滨市后，市内斗争日趋复杂，那时，市内有苏联驻军和国民政府的正式官员，有国民党的地下军和大批特务，还有伪满的残余势力，包括伪满军警、日本人、朝鲜人和白俄，当然也有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办事人员，其中有公开身份的，也有秘密工作的．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东北抗日联军著名领袖、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松江军区副政委李兆麟同志遭到了敌人的暗害，闻讯后松江军民无不痛心疾首，悲愤不已。1946年4月下旬，当苏联红军准备最后一批撤出哈尔滨时，东北局命令北满部队包围哈市，松江军区部队在聂鹤亭司令的指挥下，担任了哈北哈东方向的包围圈，我们做好攻城的打仗准备。部队都进行了战前的练兵，配备有大炮和坦克以及各种爆破器材，卫生部的参战人员比上次在哈北剿匪时略有加强，也进行了战前有关战伤救治的训练，并在阿城和一面坡组成有临时收容医院。不料，在苏联红军撤出哈市的当天，在我部队预计攻城的头天午后，国民政府官员乘着苏联飞机往海参崴方向逃走了，其余的转人地下活动，乱糟糟的哈尔滨市只好由我们部队来接管了．
当松江部队进驻哈市时，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表面上似很平静，没有发生战斗，却在暗地里经常有特务打枪．就在进驻的当天晚上，聂司令派出他自己专车和警卫员，要我到道里市立第二医院（以后改名为卫戍医院）去抢救供给部姜政委的伤情，接到命令后，我即乘车由南岗本部出发，经火车站再经过通往道里的铁道桥，当车行驶到一条斜坡马路时，忽然从路左侧的楼上发出两响枪声，枪弹正击中司机的左大腿上，但司机并没有因自己受伤而停车，相反，他为了使我们脱离这个危险地带，他加足马力飞速行驶直奔市立二医院，待车到达医院门前将下车时，司机才说：“部长！我受伤了。”我打开手电一看，见司机面如土色，呈现严重的失血状态，再进一步检查发现他的左大腿鲜血淋漓，预示有股骨骨折和大血管损伤。我和警卫员将他抬出车外进行压迫止血，同时立即通知医院门诊部派来担架，将他抬到急诊室抢救，我自己也参加了急救工作。接着安排他住院，吩咐医生护士要给伤员注射破伤风抗毒血清。不料孟司机他在伤后第三天，由于失血过多并发气性坏疽感染而死亡，使我悲痛万分，长久怀念。供给部政委的伤势倒不严重，是单纯骨盆和臀部的贯通伤，伤员全身情况良好，没有出现血尿和便血的情况，没有合并盆腔脏器损伤，于是经与住院医师商量后作了一般性外科处理，继续住院观察，伤口得到第一期愈合．
松江部队进驻哈尔滨后，立即组成卫戍部队，卫戍司令由聂鹤亭担任，市委书记钟子云兼任政委，王元为参谋长，其他各机关也大都由松江军区机关兼任，我兼任了卫戍卫生部长。卫生部除部长外，只有秘书仲穆、药材科长王黎，管理科长刘经孝等十多个工作人员，但工作效率很高．哈尔滨市卫生单位的整个接管工作统由北满分局秘书长孙仪之同志负责。卫戍卫生部主要负责恢复市内各医疗卫生单位的正常秩序，接受从四平保卫战下来的伤病员，团结广大医务人员为伤病员服务，组织他们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于战伤治疗的新经验和新疗法（当时叫战伤新疗法）。有一次，我到第一市立医院检查伤病员的收治情况时，发现有个病员已死亡，这个病员战士是在昨日晚间人院的，查了他的病历没有任何病情记载，问医生护士他们也不知因何故死亡，我很生气，当即找到院长贾连元（精神病专家），要他组织人员给死者尸检，以查明死亡原因。这样一来，弄得医护人员十分紧张，怕解放军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结果经尸检查明患者是因心肌梗塞而死，要他们从中吸取教训，号召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在诊断治疗上不可麻痹大意。经这样处理后，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办事认真，要求很严，通过这件事的处理对他们确有教育意义，服务态度有明显改善，日本侵占东北十四年，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除同我抗联部队有战斗外，没有打什么大仗，以至日本军在关内作战的大量伤员大都集中在秦皇岛附近或直接运往日本国内治疗，因此，在伪满统治下东北各医院缺乏治伤经验，对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学习得不多。因此，贺诚部长还在住本新办公时就重视翻译工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关战伤治疗经验的书籍译成中文，并组织大家学习，号召大家采用。中国医大王斌校长在哈市作过关于战伤新疗法的学术报告，很受听众欢迎，我在市立第一、二医院讲述了创伤嫌气（厌氧）性感染，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在四月底到五月初，哈尔滨在原日本细菌工厂附近发生了鼠疫小流行，卫戍卫生部协同市卫生局很快采取了预防措施，制止了继续蔓延流行。现在看来，当时对于查清疫源地的工作做得不够。
1946年6月，中共东北局机关逐渐由南满和东满向北满转移，首脑机关集中在哈尔滨，在前线作战部队经过四十多天的四平保卫战后，节节阻击敌人，给敌人予重创，把敌人阻击在松花江以南地区不敢继续北犯，迫使敌人谈判停战十五天。此时，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在哈市宣布在年初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宣布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政治委员，高岗、陈云为副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肖劲光、周保中、黄克诚为副司令，刘亚楼为参谋长，谭政为政治主任，黄克诚兼后勤司令，贺诚是后勤副司令兼总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松江军区机关也陆续从宾县迁人哈市南岗喇嘛台附近与卫戍机关合并。此时，松江军区司令员是李天佑（原司令员聂鹤亭调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工作），政治委员仍是张秀山，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张池明，供给部长赵××，以后又成立了后勤部，部长为袁子清，卫生部长仍由我担任，卫生部政委苏生，副部长刘题元，卫生部机关共有四科一室，医政科长韩元基，卫生防疫科长左奇、王季舒，药材科长王黎，管理科长刘经孝、杨得山，政治处主任袁正然，此外还有秘书室像仲穆，田理，关键等都先后任过秘书，原东北军医大学除留部分学员如张德祥、王文治、仲穆、田牛、田理、关键、久斗、丁立、司琴、李永厚、郭志文、丁人等同志在松江军区工作外，其余的教员和学员以及教学设备由陈述校长，崔秀汉教务主任，王作儒队长带领到兴山，合并到刚从延安搬来的中国医科大学。为了解决本军区卫生干部的培训问题，以后在一面坡成立了松江医校，由我兼校长，徐树林为教务主任，王文治为学生队长。在医校之前，一面坡已建立有军区医院，该院是在1946年由原宾县医院和一面坡铁路医院合并而成的，那时院长是高彦身和张介大，政委是彭镜秋，医务主任是沈恩泽，医生护士大多数是日本人，有些是专家教授，他们对工作很负责，其中有些人经常受到表扬．为了解决松江军区机关就近医疗和门诊问题，在哈市还接管了“孔氏医院”，也可以向总卫生部接管的“卫戍医院”转送病人。军区所需药品器材向总卫生部请领或自己采购，自己也办了一个小药厂和药剂人员训教班，能做一些中西药制剂．因为松江军区是靠近前线的近后方，局势不很稳定，就拿哈尔滨来说由于松南地区战况的变化，军区机关曾四次准备撤出。哈市本身也发生过小的暴乱，但都得到了平息，维持了市内正常秩序。
1946年夏，东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东北局决定动员全区党、政、军、群一万干部下乡，号召大家脱下西装、皮鞋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消除伪满统治的残余势力．这样，农民群众纷纷起来革命，反霸斗争搞得热火朝天，不到半年功夫，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参军参战形成了热潮，许多参军的农家子弟在身佩大红花，骑着大洋马｀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到处可见，其情其景使人兴奋。
之后，松江军区先后成立了三个独立师，直接归民主联军总部指挥，松江军区参谋长、政治主任以及各分区司令员，政委大都调到师里去担任领导职务，各师卫生部也由军区配备下有卫生部长．我记得一师卫生部长是严秀华，她是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在新四军五师工作过；二师卫生部长是邱刚，他是胶东过来的干部，在哈南分区当过卫生处长；三师卫生部长是左奇同志，她是北京助产学校毕业的，在新四军工作过，这次是由松江卫生部调去前方的。三个师的药品器材供应和业务指导统属军区卫生部管。
在1946年冬，北满西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部队“四保临江”组织了有名的“三下江南”战役。松江军区司令员李天佑亲自率领以上三个独立师配合整个部队过江南下吉林地区。我也奉命组成一个临时收容所随部队行动．我记得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当部队在冰上南渡松花江进人言林地区后，作好了打仗的一切准备。不料就在当天晚上遭到了寒流的袭击，气温骤降至零下45＇C，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莫说作战，就是在行军中发生冻伤的也很多，据统计几个独立师发生800多名冻伤病人，整个南下部队发生冻伤的近万人，使部队无法继续前进，只好撤回江北待命治疗。松江部队因地处哈尔滨附近得天独厚，御寒装备比其他部队好些，但也发生了数百名冻伤伤员，其中大多数是轻伤，经几天休息和治疗很快痊愈。我在这次南下行动中，虽然身穿日本大衣，头戴日本军帽，脚穿长筒毡靴，还有皮手套等御寒装备，但身体仍觉很冷，脸上的眉毛胡子结成冰霜，走路感到特别吃力，骑在马上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否则双腿麻木，冻不可忍，因此，只能走走骑骑，走骑交替前进。为了抗寒，我和其他有经验的同志一样，在行军水壶里盛了一些白酒（东北叫二锅头），我就利用部队行进中停歇的片刻，打开水壶喝了一口白酒，果然身体觉得暖和一些，但不料因水壶温度和口唇的体温相差悬殊，沾掉了口唇的一块嫩皮而不觉痛，直到第二天早晨当部队返回江北时，护士们才发现我唇部留有血迹，问我：“为什么嘴唇流血”，这时，我才醒悟昨夜喝酒的经过，待气温变暖（室温）后，才觉得唇部疼痛，确信唇部粘膜有撕裂伤。部队撤回江北在双城地区整训，我们抓紧部队冻伤治疗和预防，同时在医务人员中开展“战伤新疗法”的学习，以各继续战斗。不料前线司令部接到军区电报，要我立即返回哈市，部署总部给军区分配的三干伤病员的收容任务．
为了接受“三下江南”战役三干伤病员的任务，我们动员了一面坡、呼兰、巴彦、木兰、通河、双城、阿城、拉林、延寿、珠河各县l＼院组成临时的收容医院。省委书记张秀山同志很重视这次收容任务，亲自指令各县长兼任医院院长，县委书记兼任医院政委，要卫生部在各医院的优秀医务人员中挑选副院长或医务主任以及护士长，缺少护士则从开业医和日本原“开拓团”人员中选派，缺少护理员则在中学生中动员，缺少炊事员则从各饭店去调厨师，这样一来，我们很快就准备好接受大批伤员的任务，包括上述各类人员的征集，训练和各方面的物质准备。
各医院的准备就绪后，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学习总卫生部颁发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伤新疗法的通知，强调早期清创和晚期缝合，预防破伤风与气性坏疽，及时采取抗休克和抗感染措施，以及输血输液和石膏绷带等综合疗法，通过大家的学习和讨论，提高了战伤新疗法、新经验的认识水平。大批伤病员到达医院后，根据总政周桓副主任直接指示，要卫生部分工我侧重抓伤员的治疗工作，组织了有日籍外科专家参加的二个手术组，分头到松江军区各医院去帮助工作，解决战伤治疗中的具体难题和手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据统计将近二千名重伤员，经过约四十多天的突击治疗，争取了近70％的治愈率，及时总结了经验，并将经验总结论文刊登在1947年4月健康报的头版头条，得到总卫生部赞扬。过去，在战争时期卫生部长是不脱离业务技术△作的，遇有什么技术难题，部长总是一马当先，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情况，抗战时期在延安“中国医大”学习了四年，受到了系统的医学教育，毕业后又在延安和平医院总院当了三年外科主治医生，掌握了外科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过去担任行政领导时也从未脱离过技术工作，因此，就不难理解周桓同志会对我有这样明确的分工。
1947年春，当治伤忙过一阵之后，在西满地区开始发生鼠疫大流行，其中大多是肺鼠疫，死亡了三万多人，哈尔滨也有散在的发生，部队也有个别病人出现。在此种情况下，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防疫委员会的部署，协同市卫生局和省卫生厅（刚成立的）认真抓了防疫工作，主要是进行了防疫宣传，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交通检疫，接种鼠疫疫苗，（其中使用过从苏联来的部分生菌疫苗），开展以灭蚤灭鼠为中，心的卫生运动，使松江地区没有发生鼠疫大流行，只在地方部队中出现了几个可疑的病人．为了保障前线指挥部的安全，总卫生部还责成我带领防疫队和几万人份的疫苗到双城地区进行防疫，由于得到该县县委和驻军的大力支持，充分发动了群众，调动了县医院、驻军备卫生机关和开业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开展了灭蚤灭鼠的卫生运动，普遍进行了预防注射，保证了指挥部的安全，在双城地区没有发生鼠疫流行，军区和总部都感到满意。
以上就是我初到松江军区所遇到的问题和做的工作，为巩固北满根据地出了一点力。自“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民主联军开始转人反攻，连续发起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决战，解放全东北。这时，我已离开北满到东线卫生部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工作去了，这留待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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