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沈阳，在招待所休息了一天，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形势，他认为东北接壤苏联，资源丰富，工业交通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蒋介石利用中苏合法条约要和我们争夺东北，我们要做好农村工作外，也要做好城市工作，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几天后，把我们这些由延安和晋绥先期到达沈阳的一批干部组成临时卫生部称之谓东北人民自治军卫生部，对外叫“沈阳保安总队卫生部”，部长是孙仪之，政委是戴文彬，副部长是张汝光。当时卫生部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伪满时期的医疗卫生机构和药品器材。我和宋瑛同志准备去接收满洲医科大学。有一天可能是十一月十六日，正当我和宋瑛去满洲医科大学了解情况时，大概下午三时左右，孙仪之部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是“陈云同志要到北满，他要带一名卫生干部去，部里决定让你去”。接到电话后，感到非常高兴，我立即回部，准备到东北局组织部去接受任务。不料陈云同志已经出发，要我马上到沈阳火车站跟新四军的一位部队首长接头随部队乘火车前往哈尔滨。由于临行仓促。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什么干部也没有带，只是在临行前孙部长给我派了一名新战士（典贵民）做勤务员，随我一起行动。同行的部队、可能是新四军的一个团部，我对他们都不熟悉，也没有多去打听。我们坐的火车，是苏联红军的一列运煤车，大家没有座位，只在煤堆上自寻栖身之处，有的坐有的躺。在东北的十一月天气，而且是从沈阳往北走，当然是越走越冷，特别是过了松花江以后，我们虽然都穿有新棉衣和盖上新棉被，但还是比较冷．这还不说，由于煤灰飞扬弄得个个满脸漆黑，白被子基本成了黑被子。
到了哈尔滨，我们住在南岗区一个临时招待所，第二天陈云同志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讲话是动员性质的。因为从各地来东北的干部，到了沈阳大都不愿再往北去，据说到了哈尔滨，还要往齐齐哈尔或满洲里方向去，主要是怕冷。陈云同志针对这种思想说：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常说要“武装保卫苏联”，现在到了哈尔滨，还没有到苏联边境反倒不去了，这对吗？他动员大家为革命的需要到北满去．动员以后，大家表示服从分配，愿在北满工作。过了两天，松江军区副司令李寿轩同志和松江省副省长李兆麟同志找我谈话，李副司令首先说：“东北局决定成立松江军区，要你担任军区卫生部长。”李兆麟省长补充说；“成立松江军区卫生部，你看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人和什么药，开个单子给我。”谈话后，我找到了李寿轩的爱人张子英同志，她也是一个医生，在延安认识．我们一经商量很快就开出一个所需药品和器材的单子送给李省长了．回头一想忘记了要人。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李兆麟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说：情况紧急，要我立即带上五十辆大板车和五辆大卡车把驻在哈市郊区的东北军医大学（原伪满军医学校）迁往宾县，到宾县后一方面要我抓紧建立卫生部，另一方面要我把学校安顿好，争取早日复课。当日下午，我带着省政府的命令到了军医大学，当时情况不错，有前在学校负责的陈述和王作儒同志已把教职员工集合起来，动员他们搬家，我也就此机会向大家宣读了命令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久派来的车辆也到了，于是大家一齐动手，匆匆忙忙地把学校主要器材和图书装上车准备出发，剩下笨重仪器和设备留人看管。为什么要这样迅速搬迁呢？因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很快要空降来接管哈尔滨，我们的部队和机关要很快撤出，要抢在国民党官员到来之前把学校搬走。
从哈尔滨到宾县大约有160华里路程，五十辆大车和五辆大卡车，排列成长长的队伍，我们从当日黄昏时起程，走了一个通宵，途中除在荒山嘴子遇到一次不明情况的枪声骚乱外，一路还顺利。至第二天下午三点才到达宾县城，我们就利用宾县医院的仓库和一部分病房，把东西卸下来，存放好．在路上同行的，有学校负责人陈述同志，他原籍山东，逃荒来到了东北，以后又到苏联当过工人，在工厂业余学校受过训练，当上了医助，在苏联军队也服务过，对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有经验。这次，当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他也来到哈尔滨，李兆麟同志指定他负责这个学校的工作。为了保障路途的安全，军区专门派了一个连的部队护送。这个连是从山东渡海来东北的。其中有不少老战士，也有从辽南到北满沿途扩大的新战士，是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队伍。带队的是李道之同志，是胶东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有实战经验。据说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支队政委，（后来当了哈南分区政委），所以大家都叫他李政委．除此而外，学校本身还有一个警卫班，班长姓赵，是山东过来的老战士，其他大部分为新战士，这个班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学校。以上就是我们全部兵力。
到了宾县，李道之同志为了我们的安全，亲自到医院附近看了地形，选择离医院不远的一座宾州小学部署部队警戒和宿营。这所小学是城西的一处高地，不久前驻扎过苏联红军，驻地周围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储备有不少的粮食和弹药，地形条件比较好．我和陈述同志则忙于指挥和亲自动手把运来的几十车东西卸下来，存放好，一直忙到晚十点多钟，在医院办公室匆匆吃了晚饭，饭后我和陈述，王作儒等凑了凑情况，准备下一步的工作日程，这样我们就带着倦意睡觉了。
大约睡到深夜两点多钟，突然在城西响起了枪声，开始不以为然。因为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之初社会秩序比较乱，经常可以听到枪声，甚至于炮声，包括沈阳这样的大城市。这次的枪声感到与往日不同，一开始枪声就打得很紧，越打越烈，越来越近。而且是朝着我们驻地方向打来。初来时，由于自己忙于卸车，没有来得及同李道之同志和城内部队机关取得联系，不知全城的军事布局这也是一条教训。在我身边只剩下学校的警卫班，于是我就命令王作儒同志（学生队长）指挥这个班就地应战，利用医院周围房舍和原苏联红军构筑的简易工事，抵抗敌人的进攻。我警卫班的战士虽然大多是新兵，但在赵班长（后来提升为排长）和几个老战士的带动下打得非常勇敢，打死了不少的敌人，打退了敌人几次的进攻，自己也有二名战士阵亡，三名战士负伤．正当战斗进行激烈的时候，敌人不仅用上了步枪，机枪，而且用了掷弹筒和小钢炮，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我所在的房顶上爆炸，尘埃与火星似筛土般落下，撒了我一身，怀疑自己是否“受了伤”？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在漆黑的房子里，忽然听得有从后门传来的“涂部长在哪里”的喊声，这喊声越来越近，可以听出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就答应“我在这里”．他说：“我是李政委处派来的参谋。”我记得是张参谋。张参谋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李政委请你上山到我们连部去｀商量破敌对策．”
县医院地势比较低，我跟随张参谋沿交通壕往上走，中间还要经过一段开阔地，大约走了五百多米远到达了连部，即宾州小学高地。到达连部后，当即见到了李政委，互相握手致意。我说：“战斗正在进行，光我一人上来不行，下面还有不少人，还有学校负责人陈述，还有一批教员和学生．我们运来的几十车东西也在下面。”李政委说：那就这样吧！让张参谋再下去一趟，你就不必去了，曲张参谋把他们接上来，并命令工作儒继续组织抵抗，保卫县医院和运来的物资。”上述部署停当后，敌人可能知道主力转移到小学，他们就集中火力猛攻这个高地，一次一次地向我们阵地发起进攻，而我部战士也打得非常顽强，齐心协力毫不畏惧，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我和李道之政委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医大的学员虽然没有战斗经验，但他们勇敢地投人了抢救伤员的I作，鼓舞了斗志，大家很有信心地坚守这个阵地．天色初晓，东方露出曙光，在敌人的背后，突然从哈尔滨方向来了一辆坦克，我们不知他来干什么的（据说是巡逻的），可是敌人却以为来了我们的增援部队，开始发生动摇，看样子想欲撤退。这时，李政委和我商量，组织了一个排的兵力向敌人反攻，这一反击抓住了时机，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打死了不少敌人，缴获几十支枪，这样敌人如同一窝蜂似的溃退，向东向北而去。当天下午，从菲克图方向来了增援部队（据说是359旅的），陈云同志带领北满分局及军区机关来了｀以后高岗、张闻天、张秀山、聂鹤亭等同志也来了，从此宾县城内局势开始稳定，实行深沟高垒预防外袭，结束了“宾县事件”。
分析“宾县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近百万关东军，迫使日本投降，摧毁了日伪对“满洲国”14年的统治，眼看东北这块宝地就要落在人民手中。那个对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一方面从全国调集大量的精锐部队，占领南满，同时利用中苏合法条款派出官员接收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另一方面利用伪满残余势力，秘密派出官员和发委任状，拉拢北满像“谢文东、李华堂”一类的土匪头目，利用各种机会和空隙，公开组织反动武装和秘密的地下军，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与革命武装相对抗，妄图控制北满，扰乱我们的后方．他们还采用“先红后白”、“先八路后中央”的办法把反动势力混进革命队伍，企图从内部瓦解我军．“宾县事件”正是上述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类似“宾县事件”后不久，在辽东通化城内也发生过，那次事件和这次一样，外有土匪，内有部队不纯分子，里外勾结发生暴乱。不过，通化事件比宾县事件迟些，它是以内部暴乱为主，并有被俘的日本兵参加，情况更严重些。“宾县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一是要迅速成立军区领导机关，整顿新建部队内部，二是要集中全力进行剿匪，以巩固后方。
“宾县事件”平息后，中共北满分局决定加紧成立松江军区机关，宣布聂鹤亭为司令，张秀山为政委，李寿轩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兰乔为副参谋长，张池明为政治部主任，赵××为供给部长，我是卫生部长，以后又派黄琳任卫生部政委。在卫生部的下属机构中，医政科由左奇同志负责，管理科由刘经孝负责，其他仅组织了一些临时工作组，并指定了一些学员担任工作组长。医院的建立主要是为收容“宾县事件”中三百多名伤病员任务而展开的，我们集中了县医院和城内开业的医务力量开展医疗工作。军区任命张子英为院长，彭镜秋为政委，内科由徐树林医师负责，外科由沈恩泽医师负责，我和陈述同志也参加外科的查房和手术，传染科是一位姓李的朝鲜族医师担任，在各科的医生护士中还有不少日籍人员。“东北军医大学”（哈尔滨伪满军医学校改称）的校长、政委军区任命由我和黄琳同志兼任，以后陈述同志为校长，崔秀汉（鲜族）为教务主任。当时基础教员较少，准备到哈市去聘请，而临床课的教员则由医院的医生兼，我自己担任了物埋诊断和部分外科课程的讲授。总之，军区卫生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建立，除了从关内各抗日根据地来的少数老十部列，主要靠当地医务人员、日籍医生护±和东北军医大学的一批学生。我们所以这样器重这些学生当作骨干使用，一则因为分配来北满I作的老干部，特别是卫生干部很少，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这些学员年轻、文化和技术基础较好，政治思想表现也不错，在这次“宾县事件”的战斗中没有发生叛变、动摇和逃跑的，经受住了考验。据初步了解，他们在伪满“军医学校”时期，对日本人在学校推行的奴化教育、非人道的军事训练和法西斯统治极端不满，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下．有些进步同学自己组织起来，阅读进步书籍，探讨革命真理，甚至还参加过某些党的外围组织活动。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时，一些进步学生自动进行护校，使学校保持完整无损．因此，这批学生成了松江卫生机关开创时期的基本力量，那时，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各处都需要派干部去，他们都能服从组织分配，很好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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