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准备下山
我是一个卫生工作者。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住过红军卫校，毕业后分配到九军团当医生，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对蒋军的“五次围剿”战争和护送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军事行动。长征时，我在九军团担任过兵站医院主治医生、军团部卫生所长和三十二军九十六师医务主任等职。长征结束，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九十六师卫生部一部分合并到中央教导师，我任该师卫生处医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教导师开赴抗日前线，奉命留下的师卫生处及其附属医院改编为八路军第四后方医院，我任该院医务科长，以后又调到第二后方医院和第二兵站医院担任同样职务。抗战期间，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从大后方来了不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投奔革命，还有一些国际朋友来延安帮助工作，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部队医务干部就显得科学技术的不足，产生了要求学习提高的愿望。一九三八年冬，组织上把我送到延安医大学习，刻苦钻研，前后学习了四年，毕业后分配到和平医院当外科主治医生，连续工作三年，受到了系统的医学教育，从一般部队医生变成专科医生．之后，又送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团以上干部班），二部主任是张鼎丞同志。把我编在孙仪之同志所在的九支，还有许多卫生干部如叶青山、曾育生、李资平、靳来川、刘夕青、丁世芳、徐根竹、肖志功、许德、王肇元、林士笑、赵浩波等分别编在其他支部（其中三分之二到了东北）。实际上，党校主要是进行整风和学习“七大”文件，是我党培养和储备干部的场所，一旦形势需要，随时可以奔赴各地开展工作．
刚开过“七大”以后，党中央部署各地干部返回自己岗位或到新区开展工作，人事安排十分繁忙。张鼎丞同志是福建党老一辈的革命家，他知道我是福建长汀人，我给他治过病，他常称我是“老医生”，他动员我回福建工作，我也很乐意去，于是就决定我随第二批干部走。
（二）迅速赶往东北
日本投降后，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而蒋介石则耍两面手法，一方面打着和平谈判的旗号欺骗人民，另一方面他到处调兵遣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那时，我党中央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也迅速派出大批干部到各根据地，或到新区开展工作。特别是派往东北的干部数量多，时间急，带有“抢天下”的性质。我记得就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乘专机去重庆谈判的那天（八月廿八日），我到中央组织部去请示工作，据彭真同志跟我说：党中央已经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党校和延安的多数干部都要分配到东北去，即是原决定到山东、华中和华南工作的干部也要改变方向到东北去．后来才知道，党中央已准备派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到东北新区开展工作。才知道我已不可能回福建而要到东北去了。
党校把派往东北的干部组成干部团，由张秀山同志带队。于九月十三日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到达晋西北。在那里又把晋绥一批干部组成另一个干部团，统由林枫同志带队。后来，为了迅速赶往东北，将乘马的干部组成二个骑兵营，把我编在第二营，我们的营长是朱子秀同志，教导员是刘澜波同志，营卫生所所长是孙仪之同志，我和赵浩波是卫生所的医生。这样一来，我们就形成了两支骑马的干部队伍，浩浩荡荡地由晋绥进人华北，再由华北进入东北。经过了许多地方，有的是老解放区，他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好的行军条仵，并派部队护送，有的是刚解放的新区，如我们在宣化休息一天时，很多同志想到刚解放的张家口去看看，但为了恢复疲劳只能组织部分同志去，有的城池虽然被我军包围，但日伪军还没有投降缴械，他们幻想蒋军去接收，所以一路上很不太平，甚至有一次还遭到敌人的袭击，好在冀察晋军区派了部队掩护，才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说到骑马，那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从延安出发时，和平医院领导为了照顾路途的困难，给我派了一匹毛驴和一名马夫，这毛驴虽然走的慢，但可以跟上队伍，而马夫则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掉队，以后越掉越远，不得不留在晋绥．这时，牲口的喂养，靠孙仪之同志的马夫老王帮助照料；后来老王也掉队了，我们只好亲自喂马，行军途中各管各的牲口，到达宿营地后，我们分工抓医疗和牲口的喂养，为了不影响夜间休息，孙仪之同志管上半夜的牲口喂养，我管下半夜的．在一个多月的骑马行军中，我们学会了许多关于养马和管马的知识．在陕北的多年生活，我对毛驴的性格产生了兴趣，但千里之遥它未必是真正的英雄，因此，当我们的队伍到了绥德时，孙仪之同志将何长工同志送给他的马给我换下了毛驴。到了河北下花园，我们骑兵营得到冀察晋军区送来一批马，我又换了一匹．保证了中途没有掉队。从承德到沈阳，则改换乘火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是一列混合列车，其中有客车箱和货车箱，分配我们坐在普通客车箱内，夜间我睡在衣架上．苏联红军因吾言关系分不清我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并不欢迎和友好。列车途经锦州时在车站上遇见了刘夕青，在沈阳还遇见了丁世芳，证实了派往华中，华南工作的干部也转战东北来了。大概在十月下旬，结束了这次紧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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