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也参加了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的活动。过了三天，党中央决定派陈郁、孔原和我三个人先去东北。这是第一批由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因毛主席此时不在延安，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他找我们谈话时交给的任务是：到东北后，首先要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提出对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看能够给我们哪些帮助，而后就抓紧建立军队和地方政权。为了便于和苏联红军交往，临出发前，给我们三人写了介绍信，说明我们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议。文件是由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分别签署的。我们就带着这封介绍信和有关证件出发了。
稍休整，北上哈尔滨
我们到沈阳后，才知彭真、陈云同志已先到达了。他们住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我在那里住了一星期。彭真、陈云同志召集我们谈了话，并分配了任务，决定把陈郁、孔原同志留沈阳，孔原到抚顺市当市委书记，我带领由张家口来的十几名干部乘火车去哈尔滨。
哈尔滨，它是我国北方新兴的大城市。到本世纪初，它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又是松花江上的重要港口。长期以来，日、俄、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把哈尔滨当作争夺和角逐的市场。这里曾聚集过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设立过24个国家领事馆，以及一些间谍机构。外国资本家在哈市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等数以千计，国外向哈市输入的资本也多达几亿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涌入东北。日资的商社、银行、公司、洋行以及会社、组合等经济组织很快控制了哈市的经济命脉。他们对全市的私人工商业，按行业性质加以组合，使之为其侵略战争的需要而进行加工订货；并实行统购包销，低价强购产品的掠夺政策；使哈市许多民族工商资本家破产，使那里的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接收、解放和巩固哈尔滨，这无论对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交通运输上巩固北满、西满、东满根据地，还是在军事上运输物资、调动部队以及以物质力量支援前线方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它还是我军具有强大力量的标志，对我北满、西满、东满等根据地广大军民将起着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见苏联红军，在“军管”中开展工作
1945年10月初，也就是我们由延安出发后大约一个月，我们到达哈尔滨。因30年代我曾在这里做过六年地下工作，这次重回故地，格外高兴。我们很快找到了李兆麟同志。当时，哈尔滨有个“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其中的成员有的是过去的地下党员被捕从狱中放出来的；有的是从韩光同志所领导的东北党组织及其它根据地党组织派来做地下工作的；也有的是从我们的情报系统派来的；还有的是由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这个临时省委是他们在苏联红军刚进哈尔滨时，在“东光寮”（原日特公寓）组建的。当他们知道彭真、陈云同志到了沈阳后，便派周维斌、张观去汇报情况，陈云同志代表东北局接见了他们，指示他们要在李兆麟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回去几天后，我们就赶到了哈尔滨。由于这个“北满临时省委”的成立未经过上级党委批准，所以，我们到哈市后，就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把它撤消了，并重新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这个工委管辖的范围包括滨江省所属的14个县和哈尔滨市。工委委员除李兆麟和我以外，还有张观、张罗、周维斌等原“北满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工委会由我任书记。和我一起从张家口来的几位同志则参加了哈尔滨市的工作，其中有王建中等同志。
滨江地区工委成立后，发表了宣言，颁布了各项方针政策，如：没收敌人财产，清除敌伪残余，改善职工生活，恢复生产，保护工商业等。这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这时的哈尔滨为特别市，已有人口近70万。
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的初期，曾委派李兆麟同志任滨江省副省长，原滨江省伪民政厅长谢雨琴被留用任省长。苏联红军热情地支持我们工作，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抓军队建设。10月14日，由李兆麟同志出面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宣布成立由我们党领导的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总队部设在哈市南岗原第三中学。王建中任总局长，我是哈市市委书记兼政委，刘铁南任政治部主任。这个保安总队以原由“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的“吉、黑人民秋收自卫队”为基础，经过整顿后，对其中的400多名来自旧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和失业工人进行了集训。由王建中等同志负责向他们宣讲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战术和纪律。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并派出一批干部，深入群众动员参军，使保安部队很快发展到3500多人。这是我们初到哈尔滨时，在既无党领导的老部队又缺少干部的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建军办法。
不久，党中央为东北调去的10多万部队、2万多名干部和21名（或22名）党中央委员陆续到达。分配到哈尔滨市的400多名干部多数被派到各县宣传群众，发展武装。其中有40多名干部派到各县去宣传群众，发展武装。还有40多名营连级干部充实到市保安总队，成为我党在总队中的骨干力量，这时，刘子奇任保安总队长，王建中任政委，齐渭川任政治部主任，吕天任参谋长。由于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援，保安总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分设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约1000人左右，其影响也不断扩大。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在抓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同时，还抓了人民政权的建设，接收了哈尔滨周围14个县的政权，成立了哈东、哈西、哈北、哈南四个专署和党的地区委员会。
哈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在呼兰。地委书记李建平、专员钟声、军分区司令员谭友林；
哈西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在肇东。地委书记王建中、专员王效明、军分区司令员汪奎先；
哈东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在阿城。地委书记陈达、专员何延川、王景侠，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
哈南地委、专署设在双城。以后又成立了军分区。
1945年11月中旬，陈云同志带领张秀山等同志从长春来到哈尔滨，撤消了滨江地区工委，重新组建了松江省委和松江省军区。张秀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我任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聂鹤亭任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委的成员中，先后担任组织部长的是李华生、陈达；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的是李海涛、李建平和于林；而由邹向轩任秘书长。
与此同时，又组建了中共北满分局和哈尔滨市委。北满分局的书记是陈云，委员有张秀山、李兆麟，刘达任秘书。
苏联红军把政权交给国民党
就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和进行很顺利之时，驻哈地区苏联红军的领导突然提出：让我们的军队和公开的党、军领导机关马上退出哈尔滨市，准备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接收。
当时苏联红军驻在哈尔滨的部队是远东红旗第一军。他们有个军事委员会，其中的有一位专职的军事委员叫斯莫林科夫，少将军衔（相当政治委员），负责政治工作和军事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因他们实行了军管，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都要通过斯莫林科夫的同意。比如，我们要到哪个地方接收政权、怎样建军、设什么机构等都要事先与他们商量好。请他们通知所在地区的红军部队。在我们刚进哈市时，一无所有，从住房、烧柴到吃饭，就是安部电话机这样的事，也都得依靠他们帮助才能解决。
当苏联红军叫我们退出哈尔滨时，斯莫林科夫说：你们要准备好，尽快把哈尔滨交给国民党政府。哈尔滨市要出哈尔滨日报，你们的党群干部可以留下。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地方群众工作也仍由你们负责。只是把你们穿军装的部队和大的党、军机关撤出到外县去剿匪、锄奸、做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暂在这里保护和帮助你们做群众工作。我向陈云、张秀山等同志如实转达了苏军的要求。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说什么也不愿退出哈尔滨。我们为不退出哈市的问题曾连续多次去找斯莫林科夫，他因没办法答复，也就不再出面接待我们了。因为很多干部想不通，不愿撤离哈尔滨，于是就请陈云同志出面找红军领导商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由我陪陈云同志去找苏联红军领导。我们去红旗一军找斯莫林科夫，他没接见，只叫卫戍区司令官卡扎科夫中将来接待我们。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来的，不能退出这个城市。围绕这个问题讲了很长时间。开始时，卡扎科夫还比较客气。谈着谈着，他态度严肃强硬起来说：这个地方的政权是我们苏联红军的。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必须在11月23日退出哈尔滨市。从此以后，我们再不坚持说不退了。
回来后，我们根据苏军的要求，立即研究退出哈尔滨市的部署。决定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撤到哈市东面约五十华里的宾县。哈尔滨市的保安总队大部撤到哈市西约百公里的“三肇”即肇东、肇州和肇源。其司令部住在肇东县昌五镇的一座道德会院内。在当年11月22日晚上，我们的各个机关和部队全部撤出哈尔滨。这时保安部队中虽有一些是从老八路来的骨干，如刘子奇等，但部队的基础比较弱，成员较复杂，有些人是散兵游勇，也有混进来的国民党的地下军。为了避免在撤退中发生问题，在撤退的前一天晚上，临时召开了营连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共约有200人参加。在会场上对不可靠的分子采取了果断措施，并说明愿去者欢迎，不愿去者不勉强。经过做动员说明工作，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跟我们部队一起撤走，少数不去的即被清洗了。由于11月22日晚上组织得很好，部队撤离的很顺利也很快。
保安总队部和三个大队撤到“三肇”后，“三肇”军分区、地委和专员公署也很快分别成立起来。随后，陈云同志同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及一个保安大队和朝鲜人大队随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也撤离了哈尔滨。我暂时留在哈尔滨市继续工作，因城里还剩下一批干部，便又重新组织了哈尔滨市委。因为国民党还未派人来接收哈尔滨，所以，我们的公安局长也留下来和苏联红军一起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我们的工会、青年、妇联等群众组织也留下来继续做群众工作。
在这一时局变动中，在一些干部和地方部队中发生了思想动荡，各地方的保安队中也有一些人相继叛变。我们不久前派往各县的少数干部，有些被叛军打伤，有的牺牲了。在苇河当县委书记的张林同志就被打瞎了眼睛。
当我们的军队和主要机关撤出哈尔滨后，苏联红军把这一情况通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他们派人来接收。因为当时的津浦铁路，以及从北平、天津到沈阳的铁路不通，由沈阳到长春至哈尔滨铁路沿线又都驻有大批八路军，所以，国民党的军队通过铁路运输来不了。他们便要求苏军缓期撤退（苏军应允缓期三个月），同时要求苏军协助他们从空中运送两个旅的兵力来接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对此，苏军未答应。后来，国民党方面再三要求能否少运一些，苏军决定允许他们空运100名“接收大员”和300人的警卫武装。
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从关内空运来100名“接收大员”和300名保安队员后，苏军就把省、市政权交给了他们。这时，哈尔滨市市长张庭阁、市公安局长周维斌都辞职了；谢雨琴和李兆麟也辞去了省长和副省长的职务，把政权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派来的保安队驻扎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原第一中学里。因他们来的人很少，怕出事，整天龟缩在“一中”里面不敢出来。那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一旦有外出活动，都得通过苏联红军安排，并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也有乌七八糟的“地下组织”、“地下军”等，如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及公开半公开的军统和CC等特务组织，但苏联红军早已明文规定不允许他们公开活动。如国民党军统局驻哈特派少将组长张勃生等即是由赵纯同志带领红军去逮捕的。这样一来，他们在市内或外围没有实际的势力，手中又缺少武装，所以不敢大胆妄为。
老八路来到局面大改观，从此走上新阶段
1945年11月23日以后，在各地临时组织的保安队，虽然有些人叛变了，但由于关内的老八路部队陆续赶到北满，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又及时地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清算分田等，很快把那些叛变武装镇压下去，扭转了混乱局面，恢复了革命新秩序。从此，我们就全力以赴地组建自己的军队，发动群众进行反清算、土地改革、清剿土匪等项斗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时，便以关内来的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原来的一个班排老兵，扩编为一个连或营。为更快地发展武装，壮大全省革命武装力量，我们也按原来的营团编制，成建制的将骨干调给各军分区，然后扩编成几个营团，形成一个军分区强有力的整体武装力量。我们全省的部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了自己的军队，各项工作就好开展了。
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军队一直驻守在哈尔滨周围，管理着松江省的14个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红军仍对我们很支持。不但供应生活用品，还提供武器弹药。把过去日寇的军火仓库打开，利用晚上派各种车辆把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使我们军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当我今天回忆这些情况时，对苏联红军的国际主义援助，仍充满感激和怀念的心情。从1945年底国民党派人接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到1946年4月27日苏联红军全部撤走，在四个多月里，国民党只是接收了政府机关里的一套虚设机构，和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外县的各级政权机构，他们一个也没能接收，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苏联红军撤走时，那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近300人的武装也呆不下去了，他们都卷起铺盖卷随红军绕道苏联而返回了国民党统治区，而我们的主要党政机关同志和部队的同志却于4月28日浩浩荡荡、兴高彩烈地返回了哈尔滨。从此，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革命和建设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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