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山东抗日边区度过的。13岁那年，由于鬼子频繁扫荡，我们家躲到了营口。我在省立营口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时，学生们经常到日本人的纱厂里“勤劳奉仕”。194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干完活正准备走出工厂，日本警察蛮横地对我们进行搜身。搜到我时，我实在压不住怒火，抬手就给那个日本警察一个耳光。在场同学一见不好，立即把我围起来并相互簇拥着冲出了厂门。第二天，日本人把全校学生都叫到操场上训话，扬言打人凶手不站出来，大家都得罚站。那时正是伏天，同学们站在烈日下曝晒，我几次想站出来都被拦住了。大家劝我快跑，没办法我被迫离开营口往山东老家跑。跑到建昌时正巧遇到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听说我学过日语，就动员我参加抗日游击队，向山海关附近负隅顽抗的日军喊话。于是，我加入了抗日游击队。
浴血奋战四方台
抗日战争结束后，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改编，我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48年2月18日晚11时，我所在的辽南独立师三团三营八连接到攻打国民党军占领的鞍山南郊四方台阵地的任务，作为八连副指导员的我同全连战士与国民党军激战8小时，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为次日7时我军总攻鞍山进城作战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这场战斗相当惨烈，我们八连150名官兵参加战斗，最后只剩下16人，连长和副连长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中我两次负伤，左臂被机枪打穿，自己却全然不知。就在我处置伤口时，八连连部遭敌机轰炸，指导员金复生牺牲在四方台村。战后，我们八连被授予“铁八连”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带伤参战解放营口战斗
鞍山解放后，新八连组成了，三团警卫连的两个排及连部领导编入了八连。听说部队要打营口，不顾伤痛的我直奔团部找到团长苏克之请求参战。因为我是营口人，熟悉环境，就算不能指挥作战，也可以当向导。苏团长被我说服了，叫我随政治处组织股同行。随后我到团卫生队，让张军医想办法把子弹头从手臂里给我弄出来。张军医说：“团卫生队没有手术器械，没有麻药，给你处理伤口，你能扛住吗？”我说：“没事，快动手吧！”他用探针把那块大纱布，从伤口的这头捅到那头，把子弹头捅了出来，然后用大镊子夹住了纱布的两头，像拉锯似地来回拉了几下。顿时，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痛得我差点昏过去。处理完伤口，我立即到团政治处组织股报到。
2月21日凌晨4点，我们三团为先锋，沿哈大公路急行军180公里，下午4点到达老边。我把团部带到了侯家油坊（即钢铁村），在一座名叫“马古内秀木”的破厂房里安营，这里能清楚地看到国民党五十八师一团的阵地。后续部队陆续到达。随后，我们经常接到一些“奇怪”的命令：“用火力佯攻扰敌”“手榴弹往水坑里扔”。
直到2月25日下午5时，团长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才传达了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即将起义的消息。这时我才知道，那些命令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起义的。
晚7时整，起义部队向外打了三颗照明弹，我们先锋团回发了三颗照明弹，双方开始行动了，起义部队搬开了路上的障碍，三团的战士开始快速进城。
晚8时整，在三团团长苏克之指挥下，部队分三路向驻营口国民党第三交警总队（国民党嫡系部队）发起了攻击，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营从老爷阁向西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公益银号遇到交警部队的阻击，敌人凭借楼上楼下的窗户，居高临下地用机枪和卡宾枪封锁一营进攻的通道。吕副营长沉着应对，指挥三连战士用机枪集中火力封锁窗口，掩护爆破组炸开大门，战士们顺势冲进了院内，消灭了楼内的敌人。二营在西大庙附近与交警总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翻墙破壁与守敌拼杀，直逼交警总队的老巢——瑞昌成大楼。三营从现在的平安广场处向西，沿路清除辽河岸边的碉堡，经过激烈战斗，很快打到了瑞昌成附近。
至此，国民党第三交警总队司令部被我军团团围住，苏团长下令：暂停攻击，智取瑞昌成！他命令把扣押的五十二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和交警第三总队少将总队长李安带来，叫他们向部下喊话劝降。
“我是郑明新，你们不要再打了，放下武器出来吧！解放军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李安也喊话了，声音没有郑明新洪亮，随后，瑞昌成的小门打开了，跑出来30多人。但不一会儿，楼里枪又响了，顽固分子把小门关死了，大声喊着，“谁再往外跑就打死谁！”
苏团长见状，下达了进攻命令。在火力的掩护下，把瑞昌成大楼东山墙炸开了一个约两米见方的大洞，战士们冒着硝烟灰尘，勇猛地冲进大楼。楼里很黑，没有灯光，只有枪声、喊声、刺刀撞击声、玻璃破碎声……
这时，藏在瑞昌成大楼后面锅炉房里的100多名交警，打开后门向渡口方向逃跑。我们从楼里追了出来，拼命追击着这股逃敌。敌人慌不择路，有的掉进冰窟里，有的被打死在冰面上
1948年2月26日凌晨5时，营口守敌被全部消灭，营口市获得第三次解放。此役我们三团歼敌3093人，伤亡百余人。
营口解放之后，我又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随部队一直打到四川万县，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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