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位于山东济南东郊老家的章丘完成五年高小学习后，经我的大姐夫介绍，我在济南的一家钱庄（即私人开办的小银行）作为练习生工作了近两年。1948年11月，我进入山东老解放区的北海银行的干部学校学习，从此跨进了革命的队伍。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解放军已有绝对优势解放上海，而解放上海后，如何进行全面的接管大上海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949年2月底，华东局从原华东财经等系统抽调近2000名财经干部，组成专门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上海接管第三纵队，代号“青州总队”，下设10多个大队，计划分头接管上海财经的各个部门。这些干部号称是“不拿枪的士兵”。总队长就是时任山东财政厅厅长日后大名鼎鼎的顾准。因为有在济南钱庄的工作经历以及北海银行干部学校学生的身份，我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总队中的一员。 1949年6月26日，时年19岁的我进入上海，作为上海军管会金融处的成员，参与接管国民党的中央银行，随后在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我这位来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小八路，从此开始了在大上海的新生活。
黄浦江水，到底是东流还是西去？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同时宣告成立。时至7月，我们就已经顺利完成了这个全国最大城市的金融接管工作，建立起了崭新的人民金融秩序。
人们都记得进入上海的解放军不入民宅夜宿街头的动人一幕，其实我也有类似的小故事，不过不是街头，而是睡在昔日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营业大堂的柜台上。记得刚刚抵达现在的中山东一路24号中央银行工作，由于前期准备不周，晚上没有宿舍可以休息，结果我们就凑合着睡在中央银行的柜台上好几个晚上。又大又滑的木质柜台，比起战友们湿滑阴冷的马路强多了。这是我在上海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回想起来，这张床还真特别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每位进城者要反复学习领会的，我也就是因为不折不扣地执行、为暗中观察的领导欣赏，才获得提名来上海工作。现在到了上海，战战兢兢地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我们这些解放区来的同事住在一起，吃食堂，标准的集体生活。第一次吃上海的名菜咸菜豆瓣汤，给我的印象太糟了，这不是山东老家的猪食么！
我们这些山东同事第一次去南京东路逛街，领导担心违反纪律，安排我们四五个人结伴同行。我低头走在一位同事的后面，不敢抬头四处张望。走几步就要回头看看，生怕忘记回家的路啊。我们走得也很慢，半个小时才从四川北路广东路的银行后门走到南京东路。
终于看到外滩了，看到黄浦江了！山东来的同伴们高兴极了。那时黄浦江的堤岸很低，江水会漫到堤岸。看了半天，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黄浦江的江水，怎么一会儿从东往西流，一会儿又会反过来流。真奇怪啊。我见过白浪滔天的黄河和长江，也算见过“世面”，它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后来反复琢磨，这才恍然大悟———潮汐！黄浦江连着东海，退潮时向东流，涨潮时则向西流。过去听说过潮汐，这是第一回亲眼目睹，开眼界长见识了！
永别了，我的虱子
在中国人民银行，我被分配到汇兑组工作。除去山东一起来的同学外，开始结识了不少的上海新同事。他们中一部分是有着专业背景的上海地下党同志，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有位叫唐克强的同志是地下党，说话文绉绉的，他如同兄长般地告诫我们，你们这些小同志要注意个人卫生，不可以随地吐痰。他说他随身带着两个袋子，一个装眼镜，另外一个则是用来吐痰的。
虽然好歹在山东省府济南银行当过小伙计，但是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看到和使用过现代化的抽水马桶。上海同志特地带我们去银行的卫生间，耐心细致地教我们使用抽水马桶，尤其反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双脚分开、蹲在马桶上方便，而是要坐在马桶上。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的我们，身上不可避免有虱子。上海同志带着我们到银行五楼的洗澡间洗澡。这里有三个洗澡间，二个男用，一个女用，这些洗澡间专门有人不间断地提供热水。看到天下居然有这种洗澡间设备，我们真是惊呆了。这次彻底的热水澡后，我此生和虱子永别了！
银行中更多的则是原来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他们都是大学生。我们和这些人的关系是解放和被解放关系，一开始他们看到我们很是拘谨，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每次开会讨论，往往请我们这些解放区来的同志首先发言，他们再跟着说几句。时间长了，大家的关系才慢慢融洽起来。他们大概感到我们的业务水平不高，我则发现他们工作认真，极少出错，字也写得很好，比起我们解放区来的同事的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作为留用人员，他们的思想是要改造的！
蔡元培夫人请我们吃鸡汤面
在这些新同事中，有一位名字叫蔡衎盎的女大学生，成为我的直接领导，即汇兑组组长。1948年21岁那年，蔡衎盎毕业于交通大学，同年加入上海地下党，当之无愧地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她身材不高，目光炯炯，说话细声细语，懂好几门外语，笑起来则是无声的嫣然一笑。她看到我的字写得不错，夸奖了几句。但是她看到我因为书写习惯，在写阿拉伯数字“9”时，不太好识别，就在我的身后站着，反复提醒我注意。我们一起工作不久后，她提出说她的妈妈要请我们这些解放区来的小八路去她家吃饭。
静安寺附近的华山路303弄16号，一条貌不惊人的弄堂深处的一栋小洋房，就是蔡衎盎的家。
蔡夫人周峻是蔡元培上海爱国女校的学生，对蔡元培一直抱有敬佩与热爱的情感。蔡元培的第二任太太去世后，在挚友的撮合下，1923年蔡元培与年龄相差22岁的周峻结婚。婚后蔡元培即携夫人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那里，蔡夫人进了美术学院学习。在那些日子里，每到黄昏，在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人们常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相偕而游，赏月吟诗。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1942年蔡夫人回到上海，和女儿居住在华山路这处蔡元培在中国内地的最后一个住处中，安度晚年直到1975年去世。蔡夫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听说女儿的新同事中有几位山东来的小八路，不禁心生好奇，于是叫女儿请我们来家做客吃饭。
我清楚记得在她家二楼的客厅中，悬挂着一张画，估计就是蔡夫人的杰作。蔡夫人请我们吃鸡汤面，一人一碗。这碗鸡汤面中好像只有几根面，以我们这些小八路的胃口，实在吃不饱。吃饭时她家的饭桌上用白色台布，我怕吃饭搞脏洗起来麻烦，就将我面前的台布翻起来，直接在桌子上吃饭。同去的同事后来都嘲笑我是土包子，没见过台布。其实我在济南银行工作时当然见过，只是怕给蔡家添麻烦而已。
后来我离开中国人民银行，蔡衎盎也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但是我们一直联系不断，直到她2012年去世。前几天我为准备这篇口述史，还特地再次去了一次华山路的蔡府。只见人去楼空，只有弄堂口的那棵参天大树，依旧树影婆娑，见证着我们长达63年的友谊。真是令人不胜惆怅。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应邀到上海人的家中，第一次吃的上海人的家宴。而请客者，竟然是蔡元培的夫人和他的小女儿！
淮海西路上拦有轨电车上班
记得七八月间的一天，上海突发大水，四川北路的水都齐腰高，所谓汪洋一片了。领导叫我们银行七八位年轻人去帮忙救灾。我们马上动手干活，不久就完成了任务。领导高兴地开车送我们去衡山饭店吃夜宵，还请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以此奖励我们。
第二天凌晨，我们要从衡山饭店回去外滩上班，但是此时没有汽车送我们回去了。我们不得不问路往回走。走几步就问一位行人，再走几步，再问一位，心中着急恐怕迷路耽误上班。好不容易走到了淮海西路，看到一辆行驶着的有轨电车，我们马上急得站在马路当中，招手示意停车。司机看到我们几位身穿解放军黄色制服，即刻停车，让我们上车。这样我们终于没有迟到，坐车回到了外滩人民银行上班。
事后我们才知道，在上海，上车要在固定的车站才可以上车，不可以随时随地扬手叫停公交车。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扬手上公交车。大上海，又给我们这些不懂现代市政交通法规的小八路上了一课。
时刻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
上海解放初期，为稳定物价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共同推出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作计算单位的折算措施。上海的折实单位如下：以白粳米1斤，生油1两，煤球1斤，龙头细布1尺等四种物品，以前五天的平均价作为一个折实单位的牌价。单位发放工资，按照折实单位计算。
我们人民银行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基本收入，于是组织银行下工厂基层，为工人服务。我被派过去为一家被服厂服务。人民银行原来的留用人员也去，他们是实际操作，我们是去学习。
坐着一个小三轮，到了工厂展开业务。记得那个厂很大，我帮不上忙，就到车间转转，车间里机器隆隆，没有人说话、交头接耳，使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小八路印象深刻。有位前去服务的人民银行留用人员，不知道什么地方没有守规矩，我们的军管处同事向领导反映，第二天就把这个人调换了。为了工人的利益，我们的新政府是非常严格的。
我是负责西北区的，包括兰州这些西部大城市。1949年8月26日，我接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发来的兰州的汇兑密码，这就意味着兰州已经获得解放！我心里真是高兴啊，因为我的两位哥哥当时在兰州工作。兰州解放了，我就可以跟哥哥通信了，但是因为保密，当时我心里高兴还不好跟别人讲啊。(整理 徐其立 杨华国 徐有威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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