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战火纷飞，我们支前队奔波于前、后方之间，多次与死亡擦肩。说真心话，咱们这些参加革命的，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危险任务，大伙都抢着去，哪怕组织上已明确派给某位同志，其他人照样会竭力争取，理由不是“我没妈妈”，就是“我还有姐（弟），我妈不缺我一个”等，反正谁能夺过这危险任务，就算谁有本事。
如今每每回想，依然激动不已。正是当年的理想与斗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我特别感谢解放日报重拾1949记忆，这让我，这个当年的亲历者，圆了要为后人留下些精神财富的愿望。借陈毅老总的话言我心声，那就是——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
支前队多是女同志
淮海战役胜利后，我军大步南下，特别是一过江，距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这意味着，军队不能再靠根据地实现供给，而是要有专门的队伍负责四处动员和筹措物资了。于是过江前，军、师、团三级都设立了支前工作机构。我所在的33军，是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和在淮海战场上起义的“佩剑将军”张克侠部队整编而成，33军政治部设支前部，又设支前工作队。当年2月底我被调入支前队时，队里才十余人。
难忘南渡之夜。那是1949年4月21日，我们被编入渡江第一梯队。江堤上下，密密麻麻全是候船队伍，战士们异常肃静，只闻江水波浪和远处的枪炮声。其实，大伙都在极力克制内心的澎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不是咱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吗？此时，这一伟大时刻已经来临！
我清晰记得，我们第一梯队是在长江南岸的荻港登陆的。说来奇怪，平时，敌人的飞机整日在长江上空盘旋，然而，渡江那晚却不见踪影。我们平静顺利地渡了江，直到上岸后又行军20多里，天大亮时，敌机才来光顾。我们继续南行，身后乒乒乓乓响，好不热闹！倒像是在热烈祝贺我军顺利渡过了长江！
咱们支前队啊，大多是女同志。渡江前，她们就克服了许多男同志所没有的困难。单单来例假，就苦头吃足。因为，急行军路上，根本没法换，用的又都是既粗又硬用稻草做的草纸，走路时锯子割肉般地疼，还不方便说，唯有强忍着，歪歪地走路。所以这回渡江前，我特地让队里的孙秀云和吴英俩人，从棉衣里撕扯出棉花来，洗净、煮沸、晾干，每人一包分发给女同志。有男同志看见了，起初不解其意，笑女同志“吝啬”，啥都舍不得扔。更有个男小鬼小陈，还眼红着问：“为啥不发给我们男同志？”旁人起哄着也要往小陈手里塞上一包，女同志们哄堂大笑。小陈突然明白了，满脸通红地缩回了手……
这是南征途中支前队妇女们唯一一次特殊待遇。
事实上，我们这支以妇女为主力的支前队，一点不比男人逊色。因为要给部队筹粮，常常要比大部队早到；部队饭后继续前进，我们还得处理筹粮各种善后事宜，再马不停蹄赶上，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南渡之后，我军日夜兼程地追敌，国民党部队是坐着汽车逃，我军却是徒步追。因此首长号召：人人争做长腿英雄，两条腿要追上4个轮子。国民党还把路和桥梁破坏了，我们的机枪大炮，只能拆下来，背在身上，这就更加大了负重。但了不起的是，我军日行速度超过130里，甚至有一晚在安徽广德县附近，我们的部队走着走着，通过说话内容，发现四周一同行军的竟不是自己人。原来，我们已追上逃敌，并把敌人包围了！此后，激战10小时后，敌人溃不成军，纷纷投降，有人要求加入解放军，组织上就把几个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分配给了我们支前队。此外，我们在湖州等地遇上了一批要参军的在校生，有几名高中女生被分配到了支前队。这么一来，支前队扩大到40余人。
渡江之后那几日，雨一直下，我们支前队天天“早到迟退”，一路上更是主动将病号的米袋子压在自己肩上，所以个个都把身体压成了虾形。到了4月27日，开始倾盆大雨，浇得人透心凉。支前队的同志们，奋进在泥泞道上，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摔得人都站不直了，各人还给自己下死命令“千万不能掉队，掉队了整个部队吃啥”。
后勤部就是老百姓
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此前的5月10日，我军奉命迅速向宝山、吴淞进发，堵死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经日行百里的急行军，我支前队于5月16日到达嘉定县城待命。
这待命可真够煎熬的。5月16日整整一天，上头没派任务，大伙情绪焦躁到不行，三番五次找领导，领导却迟迟不表态。
转机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出现。支前部郝部长来到支前队，我们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领导有啥任务，快说！”郝部长不由笑我们：“你们这帮急死鬼！”
解放上海时，宝山是主战场。为此，国民党早在1949年初，就着手在月浦镇周围构筑大量钢筋混凝土地堡。听郝部长说，我军求胜心切，缺乏攻坚的充分准备，而敌军工事可谓固若金汤，“我们光用血肉之躯去拼哪能成？我们必须也有自己的工事。所以眼下最急需，就是筹借大量木板、木头等战斗器材……”
领到任务了，甭提有多兴奋！可到哪里去借呢？这不用愁，当时许多地下党会提供线索，还有那些急着要立功的国民党的保长们，也主动前来提供线索，哪个洋行、木头行囤货多等等。然而，由于缺口大，我们更多是要问老百姓借门板，老百姓成了解放军的后勤部。不过，为尽量减少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组织上预先规定了许多“硬杠杠”——各家大门的门板不借，只借房子内的门板；三代同堂的、小屋子的门板不借。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啊，所以借条事先都统一印刷好，盖着公章，上面必须写明都借了些啥，还跟老百姓讲清楚，待上海解放后，可凭着这张借条，问接管政府偿还损失。
那天，我获得可靠消息，嘉定方泰乡有几家大户，有些实用器材。我主动请缨，准备跟通信员小胡同去。南方的天气就像娃娃脸，说变就变。临出发时，突然乌云满天。也顾不上天气，我们一心只想着完成任务，偏偏走到离方泰乡还有两三里路时，大雨浇头下来。当时我心一急，从高坡上滑倒，一下跌入一丈多深的低坑内，把腿给崴了。通信员小胡背不动我，只能扶着我一瘸一拐前行。到了方泰乡，跟乡长谈妥如何运送物资，手续全办好了，这才想起腿那回事。说来有趣，一心想着办事的时候，腿还不觉疼，待事情搞定了，才感觉生疼生疼。于是，我硬着头皮，请求乡长太太给烧盆水洗洗脚，脚却肿得太厉害，鞋子根本脱不下来，只能用剪子剪开。
第二天下午，按既定方案，我们把在方泰乡借到的6船器材，运到了嘉定城码头。早在那儿候着的郝部长等人却有新要求，他说：“刻不容缓，器材能否不卸船，继续行水路，直接运往前方阵地？”
但问题是，原先我跟船工讲好，物资只要送到嘉定城就行了。况且，船工也有顾虑，越往前走，就越逼近前线，敌军的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会令他们有生命危险。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早一点把器材运到前线，就是减少前方战士的牺牲。我必须动员船工们继续往前划！心里这么一想，我急不可耐要站起来跟船工们讲道理，谁知无论如何用力，就是站不起来。战友们马上请来医生，一检查，踝关节脱位、软组织严重损伤、血管破裂。当时我心急如焚，哪还管得了这些？医生当场帮我复位踝关节后，我立马扶着船工的身子站起来，恳求道：“为争取时间，还请各位乡亲们辛苦一夜，把器材运到离前线一二里远的地方再卸船。我和大家同去同回，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就开船！”
说完，我兀自登上了第一船。讲实话，船工是否愿意跟上来，当时心里一点没底。不料我刚上船，其余船工一声不吭就开始撑篙开船了！我队另一位老白同志不放心，也跟在我船后头，嚷着：“我坐第二船！”
就这样，咱们这个船队，“头脑发热”、勇者无惧地向吴淞方向进发……
掩埋敌军尸体直至昏倒
船划出了19多里路，天就黑了。敌机开始丢照明弹。别说是船工，起初我们自己也有些紧张。好在很快，同船的队友江风仪摸出了门道，她嘲笑说：“那些飞机丢照明弹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嘛？”船工们仔细一琢磨，也不由得乐了。只见那飞机，扔下照明弹后，又不能停，飞到别处去了，待它再飞回来时，照明弹又燃尽了，它依然看不清下面的东西，纯粹吓唬人！掌握了这条规律，咱就淡定了，船划得又稳又快，那照明弹倒像是在为我们照亮前程似的。
不过，说不危险那是假的。这次船运之后，我们又有多次在嘉定和宝山间穿梭运货。有一回，船刚从桥下经过，桥就被飞机炸断了；还有一回，敌机的机关枪从我们船顶上突突突扫过去，所幸枪法不准，咱们毫发无损。
但即便是在如此危险情况下，我军依然纪律严明。记得有一次我单独执行任务，送粮到33军98师师部，我到达时，司务长们都拿着米袋到河边，站了一排在等粮，可见好多战士都是饿着肚子在打仗啊！我当时又紧张又兴奋，居然忘了问师参谋长讨凭证，交了粮，就傻乎乎地回到了嘉定。之后，部里问我，凭证呢？我一下懵了。没凭证，凭啥证明你是把米送到前线，而不是私自卖了？没法子，只能再回到98师师部，再见到师参谋长，我忍不住向他抱怨：“您怎么能光表扬我，却不给我条子呢？”事实上，当时我丈夫李毅忱是渤海军区山炮团政委，但当时人家不会因为你是“官太太”而网开一面，你除了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之外，没有其他特殊身份。
5月26日2时，在宝山杨行的国民党军准备撤逃，我33军全力、大胆插入国民党军纵深处，迅速围歼，第98师切断杨行至宝山间的公路后，直插吴淞口，截歼向吴淞逃窜的国民党军。这天拂晓，宝山全部解放。此后，我支前队又被派去打扫战场、收集军用物资、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还有——掩埋国民党官兵的尸体。其实，埋死尸这事情，组织上是尽量不分配给女同志干的。但已是5月底，敌军碉堡中大量尸体腐烂得很快，任务一多，谁在场就谁领着任务干。我们队有位妇女叫杨士玉，身体本就孱弱，但她坚持跟老百姓一道埋尸体，天天闻着恶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后昏倒在现场。她非常了不起，1945年结婚，由于行军作战高度紧张与疲劳，几次怀孕都没能保住胎。原本，她丈夫想趁大军南下作战的机会，让妻子去徐州养病，可平时优柔寡断的她一反常态，非要随大军渡江不可。
其实啊，战争年代，像杨士玉这样的战士多了去了，打仗就是要摸枪，就是随时准备牺牲。我记得一位军旅作家曾写过一句话，说战士们“心灵透彻而明亮，人的信仰决定了精神境界”，真是一点没错啊！（本报记者 李晔 实习生 韩跃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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