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亲历过解放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忆渡江战役、讲上海解放，越说越激昂；然而，讲到牺牲的战友时，他摩挲着那些泛黄的烈士照片，嘴唇微微颤抖。
采访结束，他拉着记者的手说：“想请你们帮我找个人，我的兄弟刘开通。”
意外遭遇敌人一个师
那是1949年4月21日的夜里，黑沉沉的长江翻着浪。我和第三野战军第23军的战友们一道列队江边。对岸是常州。
渡江战役开始了。
我所在的三营是突击营，我跟着九连，与七连、八连一起，第一批渡过长江。站在船上，我在涛声中隐隐约约听到京沪（现为宁沪线）铁路上火车的“咣当”声。
渡江前我们得到的情报是，距常州北面20里处的小镇潘墅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保安总队。保安总队是地方军，不经打。我们三营的任务就是渡江后攻占潘墅，然后以此为据点，面向丹阳、常州方向构筑工事，阻击京沪线上过来增援的敌人。
所以，我们一渡江后就直奔潘墅。距离潘墅2里路时，我们抓获了几个国民党兵，一审才知道，国民党54军291师师部带着一个团刚进驻潘墅，另外两个团正向江边挺进。这几个电话兵正赶去架设电话线。
我们3个连面对敌人一个师部加一个团，力量差得太多了。仗不能打了，但巩固登陆场的任务必须完成，怎么办？
当时我们面前，有条东西向的河，河堤差不多有1米高，我们决定依着河堤，面向潘墅构筑工事——死守这条河，不让敌人过河到江边。
这时，八连已经知道了新情况和新部署，也就地散开。刚要构筑工事，却遇上了敌人的侦察小分队，交上了火。侦察小分队只有几十人，八连趁势追击，一口气追到了潘墅街中心。
八连连长带着一个排，冲在最前面。正碰上敌军师长。他根本没想到我们的部队也到了潘墅，黑暗中还以为是自己人，就吼：“哪个部队的？”连长故意反问：“你是干什么的？”师长摆起臭架子：“不知道我是师长吗？”连长一听，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把师长击毙了。敌军副师长听到枪响，赶过来，连长接着一梭子弹，又击伤了副师长。
天开始放亮，敌人看清我们只有百来号人，立刻组织反击。寡不敌众啊，我们开始向后撤。撤退过程中，教导员瞿钦民中了8枪，倒在路边。他牺牲后，还被追上来的敌人戳了好几刀，你说狠不狠？
瞿钦民是瞿秋白的堂侄，戴着厚眼镜片，整天笑呵呵的。他原是抗日根据地的一位区长，1945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议后，撤到江北，参了军。他是常州人，离家4年，这才刚踏上家乡的土地，天还没亮，就牺牲了，可惜啊。我一直记着他。
后面赶上来的一营，在一个叫师姑墩的地方，也和敌人开打了。一直打到4月21日的晚上，一部分敌人被歼灭，一部分逃往上海。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部顺利渡江。
突然调头去上海
稍作休整，23军沿着京杭国道，一路往杭州方向追击敌人。三天中，我们抓了2000多名俘虏，竟然报出了十多个番号。
5月3日，我们解放了杭州，驻扎下来。
不久，接到解放浙东的命令，立即从临平（现为余杭）出发，往宁波方向赶。快到绍兴时，前队传令休息。当时已是5月20日的凌晨1时。刚坐下，后队又传来口令，命令后队变前队，调头走。
在我们正纳闷的时候，收到了师首长的信，信上详细写明了我们的新任务——解放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上海战役打得十分激烈，指挥部决定增派部队，从速解放上海。
当时我们已经走了六七个小时，又饿又累，但接到命令，我们立刻小跑前进。天亮后，在路边休息了一阵，吃了点东西，又接着走。急行军三天四夜，终于在24日天蒙蒙亮时，进入莘庄火车站。
部队刚到莘庄，国民党的两架飞机就跟来了，在空中转了两圈，扔下两颗炸弹，又飞走了。
而我们23军，从这一刻开始，正式加入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路遇冒死带路的三轮车夫
24日傍晚，23军到达徐家汇，在这里作最后的准备。站在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上，我给部队做简短的战斗动员，很多百姓聚拢来看。
我们沿着华山路向北前进。天渐渐黑了，我们穿过现在的淮海路、延安路和静安寺，经过现在的静安寺环球大厦那个地方时，看到路边有一具烈士遗体，伸开双手，手臂上套着“人民保安队”的袖章，蓝色上衣上满是血。
那天夜里，我们抵达曹家渡苏州河边，根据命令，从宁平桥渡河。敌人有一个营驻守在宁平桥北面，用密密麻麻的子弹把不宽的桥面封锁得严严实实。
如果用炸药、火炮，应该能很快解决问题，但战前上级严令：市区开战，只许使用轻武器。怎么办？我们决定分一部分兵力从侧面攻击，牵制敌人。可怎么绕到侧面呢？这时，有个身材瘦削的汉子冒着弹雨跑来，他说他是三轮车夫，知道有条道可以绕到大桥西侧。他弯着腰，冒着炮火带着我们沿河边快速前进。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很快绕到了桥的侧翼，利用地形，架起机枪，对着敌人的工事射击，可算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掩护正面部队冲过了大桥。
战斗结束后，这位三轮车夫又帮我们看管俘虏，整理缴获枪支，清除敌人设置的障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打扫完战场，他想跟着我们继续前进，被我们劝阻了。分手前，我问了他的名字，他说他叫刘开通，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也一直想找到这位好兄弟。
过河后的第一仗，我们全歼驻扎在中央造币厂里的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
随后，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发，一路走，一路歼敌。刚过了天目路，一名中年男子跑来告诉我们，交通路上有敌人的仓库，里面有几百个敌人守着。他把我们领到仓库外。我们把仓库包围起来，展开政治攻势。敌人带队的副团长动摇了，表示愿意投降，但要求我们也派个团长进仓库谈判。我们当时冲在大部队前头，才一个连的建制，哪里来的团长？情急之下，连指导员沈明章带着连队文书和卫生员，冒充团长进去谈判。我们等在外面，心里急得扑腾腾的，终于等到500多名国民党官兵跟着沈明章走出仓库。
26日下午，我们打到了江湾路上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扔下7000多名官兵，逃跑了。经过一夜奋战，7000多个敌人全部投降了。
最后我们打到江湾机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算起来，我们打了三天三夜，从上海的西南角，一直打到东北角，斜穿了整个上海市区。
不能把上海打坏了啊
我们23军是后期加入上海解放战役的，事后听战友们说，之前的战斗打得十分惨烈。
5月9日，战役在吴淞口打响了。
那一年，上海提前进入雨季。战士们大半个身子泡在水中，苍蝇蚊子不说，水蛭、蚂蟥还吸人血，有的战士手脚都泡得发白化脓，有些枪炮还熄了火，敌人却在水泥地堡中，过得挺舒服。
突击队顶着炮火，前仆后继，却很难冲破敌人三千米的防线：夺取一座地堡要伤亡近百人；消灭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三天下来，我军伤亡已达8000多人。曾在渡江战役中被授予“模范营”的某部二营，一天之内从600人锐减到80多人。在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即将到来之际，这些战士纷纷倒下，让我们特别痛心。
1949年5月23日夜里，也就是我们23军赶到上海的前一天，第三野战军发起了总攻，四路大军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进攻，天亮时浦东已被我军占领。国民党军且战且退，战斗逐步进入市中心。到晚上路灯放亮时，突击队已经冲在了南京路上。总攻发起两夜一天后，占上海总面积一半的苏州河以南街区，已在解放军的控制下。所以交给我们23军的任务就是扫清苏州河以北的敌人。
但我们的伤亡非常大。很多战友含着泪对我说，敌人把很多钢筋水泥大厦的每一扇窗户都改造成了射击孔，当我们冲锋时，敌人密集射击，把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当成了一个个活靶子。看着战友倒在血泊里，没法去救，那个心情啊。战士们的眼睛都红了，可就是不能向敌人开炮，我们不能把上海打坏了啊。
转机发生在5月22日。口口声声说要与大上海共存亡的汤恩伯将司令部从市区搬到了吴淞口外，好能随时登上军舰，溜之大吉。他把指挥权交给临时任命的副司令刘昌义。刘昌义在拿到指挥权一天后，就在地下党的协助下，在5月26日率手下4万多人投降了。我军穿过刘昌义让出的阵地，向北攻击。当部队冲到吴淞码头时，正准备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8000多人都被俘虏了。
27日天刚亮时，淞沪警备指挥部被我们占领了，战斗结束，我们终于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到了上海人民手中。整个过程中，整个市区的电灯、电话、自来水都没有断过，公共汽车和电车还在街上行驶。
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31000人的伤亡。
青春的脸
阮武昌给记者看他珍藏的老照片。
照片上的一张张脸庞，青春、稚气：
1946年，阮武昌和陈同一起走进照相馆，拍了生平第一张照片，两人交换照片存念。当时，陈同20岁，任团指导员；阮武昌17岁，任团副指导员。8个月后，解放战争爆发，陈同牺牲；
同样一张青春的脸，他叫季中远。在他送给阮武昌的照片背面，有着一段长长的话：“……同志，把我们的一切献给伟大的时代，为自己的事业、为人民立功！”这段话的旁边，是阮武昌的记录——于淮海战役赫家楼战斗中光荣牺牲。
第三张照片上的人叫殷根宝，本来是“二鬼子”，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因作战勇敢而成了战斗英雄，最后也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阮武昌告诉记者，他正在写回忆录，才写了一半，就已提到了30多位烈士的名字：“牺牲的战友太多太多了。”
除了这些牺牲的英雄，还有无数无名英雄，在一个个历史关头为解放上海、解放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领着阮武昌包围交通路仓库的中年男子，比如三轮车夫刘开通。
采访结束，阮武昌又念叨起来：不知道刘开通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活着。这位好兄弟，我一直想找到他。（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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