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北上出发前，好心的老战友说，你们是新兵，这次行军你们能跟上队伍已经很不容易了，东西多了怕背不动，可以放在二梯队大车上，好在二梯队就跟在后面，很快也就会赶到的。当时我考虑到自己长到这么大，从来也没有穿过棉裤，认为不穿棉裤也照样过日子；另一方面也实在不知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有多远?多冷?为了减轻负担，轻装上阵，就把所发的棉裤留在后面了。队伍继续向北前进，气候逐渐转冷，也没见二梯队赶上来。我与李果同志(上海同学一起参军的)每人只穿二条单裤，西北风呼呼吹来，大腿上冻出一条条裂口血痕，走路时与单裤磨擦更是疼痛难忍，正在为难之际，又被黄师长见到，即向随从人员说：这两位女同志为何不穿棉裤?晚上到了宿营地，管理员给我们送来一斤棉花，说是黄师长批给我们的，热心的房东立即动手，连夜把我们二条单裤中间夹上棉花做成了棉裤。第二天早上我俩就穿上新棉裤行军就不再受冻了。为了这些细小的事情，惊动了黄师长，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部队那样困难的时候，还额外的照顾了我们，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当我们接到棉花和穿上棉裤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真比自己的父母照顾得还要周到。
部队到了东北以后，成立了西满军区。有一次，卫生部长吴之理叫我准备药箱跟他去出诊，给黄师长看病。我们走进一间小房间，只见病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吴部长给他作了检查，我给他打了针，看他一点也没有我所想象的首长架子，他并没有谈多少他自己的身体情况，反而与吴部长谈起卫生部的工作等等。我看他室内，墙上挂着军用地图，除了一张办公桌外，还有一把椅子，二只凳子，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的是一条旧白被单，那条褪了色的草绿色被面还没有我的新呢?当时西满军区驻齐齐哈尔，是个大中城市，有较现代设备，这样大的首长，完全可以安排得舒适些，但见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竟是这样的简朴，使我感到惊奇，原来他的生活待遇是与我们一样的，真正体现了官兵一致，他一心想的是人民，从不考虑他自己。
1979年9月，我去北京，我爱人程国璠因“彭黄”事件受过牵连，他叫我带封信去，最好能当面交给黄老。我对此不抱希望，老程虽是黄老的老部下，但我作为一个家属请求接见，很有可能会被他的秘书挡驾。我到北京后，先去找黄老的秘书，说明来意，秘书说黄老身体不好，我就把信交给了秘书，正当我回身往外走时，朱鸿部长恰从黄老里屋走了出来，虽然我们已30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他还认得我。他叫我等一会儿，亲自进去请示黄老。意想不到的是黄老竟然叫我进去，使我十分高兴，得见了老首长的面，把原来打算讲的话喜得不知从何说起，虽然老首长眼睛看不清楚，但记忆很好，他亲切地问起老程的近况，并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我受牵连的人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他当即要秘书去办理。我本想多向黄老汇报些情况，再听听他的教导，但又怕影响他的健康，就匆匆告辞了。回来不久，老程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黄老这样实事求是的关心部下的委屈，分别几十年以后，还能接见我这样一个作为家属的普通一兵，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是我四次遇到黄老的情况，无论那一件事，回忆起来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使我感到他对人是那么亲切、热情、关怀备至，他的这种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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