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古都北平乍暖还寒。
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率领北平各大学师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云集于天安门广场。5000多游行示威的爱国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的口号，浩浩荡荡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东门，可段祺瑞不在府里。
大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只见一个代表跳到铁狮子上，高喊:“我们受骗了，段祺瑞这家伙早跑了，大家说怎么办!’游行群众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到他家里去找!”
不料，反动的政府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大打出手，机枪、步枪扫射，还有刺刀、大刀砍来……震惊中外的惨案发生了。
周仲英，一个24岁的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共青团员，也在游行队伍中。眼看着战友被打死打伤，已被挤进执政府院子的周仲英，肺都要气炸了。拥挤间耳边又听有人不断地嚷道:“西门出不去!东门也出不去!”他正欲夺路突围，只听“嗖”的一声，一粒罪恶的子弹飞来，打掉了他的帽子。他机警地一个闪身，挪到一堵墙壁的后面，脑袋这才免于搬家!
这时，周仲英想闪进马夫宿房躲一躲:可忽又想起，身上还有一些传单，要是搜出来就麻烦了。于是他佯装大便，把传单扔进茅坑。
惨案第二天，他才回到自己的住处，哥哥周伯修和乡亲们见到他，真是又惊又喜!因为惨案发生之后，他哥哥和一个同学，曾去横七竖八布满尸体的“屠场”一带找过他。个把小时没有人也不见尸。
黄埔风云起
一个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春日。当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李大钊，手里拿着一张介绍信找到周仲英:“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要注意的是，不光是学习，还要在组织领导下为党多做工作。”并交待说:“到军校后，尽快把这封介绍信亲手交给挥代英(当时黄埔军校党的负责人、教官主任)同志，把关系接上，你就可以转为正式党员了。”奉命赴黄埔军校后，周仲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先后认识了挥代英、周恩来和陶铸等革命同志。后来他被任命为入伍生团党支部宣传委员、代支部书记、国民党团党部宣传委员和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辞世一年，蒋介石极力推行排共限共的政策，所以国共合作面临考验。受这个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军校内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亦日渐复杂与激烈。遵照党的指示，进校不久的周仲英既活跃又忙碌，他利用其合法身份，广泛深入连队基层，搞宣传、交朋友……
军校当时有一种政治性活动叫打擂台。一次，在周仲英和赵渤(军校党支部书记)的策划下，我方发言人在擂台上旗帜鲜明地说:“谁反对‘三大策’谁就是背叛孙中山，就是反革命!”
结果，对方军警冲上来要抓我们的发言代表。周仲英挺身而出，巧妙地掩护我们的人迅速散开去。
次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旋即，广州的李济深亦发动“四一五”政变。次日清晨，中山舰的炮口对准了军校大门。周仲英与人家打开了军校武器库，做好应战准备。不料，进去一看，枪栓和机栓早让敌人给下了。紧急情势下，党组织即刻决定:
隐蔽不了的迅速离校。并指令周仲英和陶铸等几个骨干力量迅速秘密赴武汉做接收黄埔同学会的工作。
周仲英和陶铸先暂藏身于好心的农民家里，一周后待风声稍歇时，乔装工人的他们才坐小火轮返回广州。之后又乘海轮抵上海。5月初，他们才落脚武汉，便开始了接收、整训黄埔同学会的工作。
周仲英后来回忆这段风云岁月时，颇有感触地说:“也就是从那次起，才深深感觉到‘枪杆子’的重要!”
点心盒与罐头的秘密
1928年冬，周仲英被派往上海任党中央交通站交通员。那时，作为地下交通，周仲英往返南北的行囊十分简单，即他后来自己常说的三大件:网篮、帆布箱和行军床。箱子用来装衣物，行军床是为睡觉方便，至于那不起眼的网篮则大有文章—除装些出门用的水瓶、饭盒、书报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外，“文件”就藏在其中。周仲英说，如此在人们眼皮底下跳来跳去的，反而没人注意它。当然，为做到万无一失，对宝贵的文件还要进行一番“乔装改扮”:有的是“盒式糕点”、有的是“密封罐头”它的蹊跷在于:那罐头是由我们的工人特制的，底下有一暗层，专门用来放文件)、有的是“一捆行李”、有的是“武侠小说”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在赴津的海路上，有一次敌人搞突击搜查，一个小个子，突然盯上了周仲英的点心盒。而且一只手己经触及那藏有文件的夹层—怎么办?里面可是党中央的会议决议和干部调动名单啊!
周仲英急中生智地说:“点心是我要送人的，千万别给弄乱了，乱了，还怎么送人呢?”
听他这么一说，狡猾的小个子便放心地把那“点心盒子”扔给了周仲英，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去你的!”
还有一次，敌人拿着周仲英的“罐头”相来看去、摇来晃去，后来竟然还打开用小勺在里边一个劲儿地搅和!害得周仲英同志着实捏着把汗。结果还好，由于“戏法”变得地道，总算又安全过关了。
经过如此几番之后，周仲英又创造出新“戏法”，名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每次一上船，干脆把点心盒与沙丁鱼罐头打开，时而吃上一两口，鹰犬们反而不注意了。后来，甚至把印有文件的一摞广告简单一捆、再把最外层的油纸揉得破破烂烂的，往网篮里一扔，倒换得个风平浪静、安然无恙。
“窝头”串联
1931年春，周仲英不幸在天津被捕，等待他的，是长达五年之久的狱中磨难。当时的天津反动当局迫不及待地想撬开他的嘴巴，掏出有关河北省委的重要情况。于是便不惜严刑，施以板子、棍子、鞭子，还有老虎凳之类……
这天下午，一个打手指着周仲英不停地嚎叫:“你到底是李有才，还是陈原道?”周仲英从容对答:“男子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周斌!”弄得敌人抓耳挠腮，无可奈何。
安子文关在楼上，周仲英在楼下，彼此为及时交流，便把写有“想法”的小纸条塞进窝窝头里，再用布条拴住，然后在两层楼之间吊上吊下......
那监狱的吃住条件都很差，每顿两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再说住呢，又阴又潮，也不许放风。还有，因为不许犯人上厕所，所以大小便只能在牢房一角的小土坑里。结果屎尿尽在其中，人热的天，蛆爬蝇飞臭气熏天。有几个身体虚弱的犯人得了霍乱死在了狱中。
周仲英和安子文等同志便借助“窝头信件”的串联，把狱中囚犯发动起来。
突然一个早上，大家都不吃饭了。急得送饭的看守看看这个、问问那个，懵懵懂懂的样子十分可笑。忽而像发现什么似的，指着后墙的布条上拴着的窝头问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犯人:“这窝窝头是谁吊的?”
大学生很冷静地回答:“我没看见，不知是谁干的。”
此时周仲英向看守背后的犯人们使了个眼神，他们心领神会，立刻齐声嚷道:“你们睁眼看看，屎尿满地、蛆爬苍蝇飞的，能吃得下吗?”“叫你们头来，我们有事找他……”
看守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住了，一时不知所措，可嘴里还不干不净的:“你……你们等着，反了你们了!”身子却匆匆往外溜，找上司去了。
监狱当局自知理亏，当时没敢露面，可第二天就在牢房西侧垒起了一座透气的厕所。同时还答应了大家提出的另外几个条件:一是给重病号看病:二是放了几个长期关押又问不出啥名堂的犯人:三是窝头可以随便吃。
两次谢绝死神之约
1934年年初，狱中的周仲英受到从肉体到精神百般的折磨与摧残:做地下交通时患上的肺结核越来越严重，整日大口大口地吐血，人眼看着一天天憔悴。可形同虚设的狱医根本不管。一个好心的狱友说用墨可以止血，周仲英便托人从监外买来很多的墨喝下去，可仍不见效。谁又介绍了个偏方叫做“冷敷止血”，即把瓦盆里的水冻成冰，再把冰含于口内、置于胸上，结果仍然无济于事。一天黄昏，只见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一个劲地往外喷，眼看着一个大活人快要不行了……狠心的狱卒便把他拖到了停尸房，下一步就是埋尸了!
面对如此草菅人命，狱友们义愤填膺地提出强烈抗议，并与狱方进行积极交涉。同时，我们的两个同志悄悄溜到停尸房，用手一摸，周仲英的心脏还在跳着呢!他俩喜出望外地把人又从停尸房抬了回去。就这样，周仲英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十几年后，1947年秋，打临汾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的周仲英忽然得了丹毒症，40度高烧不止，还有半边身子发炎化脓，病情十分严重。先请来个法国大夫，他到床前仔细看了看病人，二话没说掉头走了。
军区医院领导一方面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积极组织抢救:另一方面速告家属:病势垂危准备后事。结果先是控制炎症，把化脓的部位割开多处小口，然后间隔地定时地注入盘尼西林(当时只有从美国进口)。险情总算排除了，进而又对症下药，终于起死回生。
延安天伦情
1936年10月，出狱后的周仲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组建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五人领导成员之一，并在其后组建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新军)一纵队担任领导职务。
1941年冬，周仲英和一位叫员华的妇救会女干部喜结良缘。
1943年12月，周仲英与几位同志一道从太岳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其中几位男同志拟参加“七大”；两位女同志拟到中央党校学习。
冒着北国的严寒，一行人穿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过雪山渡黄河，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才抵达延安。当时周仲英数病缠身、员华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
胡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员华和一个女同志被安排在小变沟中组部招待所。
员华即将临盆了，地方上的妇女干部都来看望她，还几次托老乡给她送来鸡蛋、小米什么的。
1944年1月下旬的一个后晌，周仲英和员华的第一个千金——双英呱呱坠地了!可高兴归高兴，员华的奶水稀，吃不饱的小双英饿得直哭。怎么办?他们先是靠组织上帮助，弄到些牛奶:然后又自己动手用旧铁桶搪了个炉子。而烧火的炭渣儿又是周仲英从灶房外捡来的。就这样，好不容易给婴儿喝上了牛奶。白糖在当时的延安可算是高档货。为给小宝贝买上白糖，员华刚刚出月子就自己动手纺线，然后由周仲英再利用假日拿到边区一个收购站去卖。换个一块八毛的，好买白糖。刚开始纺线弄不到棉花，员华就狠心把三年前结婚时女同胞们送给她的新棉袄给拆了。
提起那段日子，员华讲了一个笑话。
有一次，周仲英拿着员华刚刚纺得的二两线到十几里以外的收购站去卖。可人刚到柜台前，就碰到一个姓艾的老同志，两人一扯就是一个多小时，完了又一起离开了收购站……待回到家才如梦方醒似的，想起那二两棉线!作爸爸的心中真是又愧又急，本欲来个“二进宫”，再返回收购站一趟，倒是员华好脾气地劝解道:“算了吧，天不早了，路又远。再说就是到了那儿，人家也收摊了。你找谁去。”
枣园见主席
1944年岁尾的一天上午，著名的枣园，一座整洁的窑院。身着粗布棉衣的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和两位来客握手致意，并让他们炕上坐。
两位客人就是当时在38军搞地下工作的张西鼎，和即将被派往38军做政治导向工作的周仲英。
当周仲英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毛主席亲切地说:“这些我早听说了。就是考虑到你同国民党、阎锡山打过多年交道，这几年又参加了敌后根据地的建设，肚子里的斗争经验不少哩，所以中央决定让你去帮助张西鼎他们做38军的工作，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的。你自己有这个信心吗?”
周仲英当即明确表示了白己的决心和信心，然后又请毛主席做指示。此时警务员进来报告说有人请主席题字，主席便对他俩说:“请你们稍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约摸有十分钟，主席回来了，用白毛巾擦了擦手，便讲了如下一番话:“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是爱国抗日的，对我们党也是信任的，通过你们的工作，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反蒋抗日的进步力量。但情况也还比较复杂，所以要耐心、要细致、要讲策略才行。具体上说，要注意这样几点:一是注意部队内我们自己人的理论学习和党的组织生活、思想建设，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二是在军事上要有意识地让部队学会打运动战、游击战 (因为他们过去只会打阵地战)，以适应打日本的需要;三是注意跟地方党组织和抗日力最的联系，为逐步建立抗日政府而努力……”
讲完之后，毛主席看了看怀表，笑道:“哟，好家伙!一个报告做到开饭了，好吧，你们就在我这儿随便吃点吧!”
那日毛主席宴请他们的是四菜一汤和小米干饭，有荤有素，特别是那一盘香香的炒鸡蛋十分可口。
次日，在杨家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又相继接见了周仲英，并就其38军之行做了重要指示。
“延安来了个怪人”
周仲英到38军后，以双重身份积极活动着、工作着。一方面，利用司务长的公开身份，以采购为名，在基层连排官兵中做些明暗适度的红色宣传工作;另一方面，遵照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地下以延安来的“王先生”(王代表)之身份，在38军的党组织和师团级军官中，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为届时该军的“起义”做充分准备。
那时由于国民党财政腐败，军饷层层克扣，以致38军的给养很差，特别是受军长张耀明的排挤，原西北军的师团(像17师、35师等)缺衣少药、供暖不足等问题更为严重。周“司务长”便借这个题目做开了文章。
一天正午，天空雨雪交加，他就在一个营部的饭堂跟士兵们闲扯起来。话题就是38军和八路军的生活条件。一个东北籍的老兵，气呼呼地说:“我寻思着人家那边有老百姓的支持，别的不敢说，生活上肯定比咱强!”
周“司务长”便接着他的话茬儿很随便地说:“我一个老乡说他哥在那边，他哥跟他说，人家那儿官兵平等、吃的穿的都不错。说河北涉县的八路军总部还用电灯呢……”
这几句话一说，场面突然静了下来。有的不知是胆小怕事还是想起了心事，低着头，悄悄溜走了。“司务长”一见此景，喃喃自语道:“哎，咱还得干咱的事儿啊。”说着连忙站起身，牵上骡子径自走开去。可没走多远，刚才那位东北兄弟就撵了上来，悄悄地问:“你别就是延安来的那个怪人吧?”周仲英暗白吃了一惊，表面却一本正经地说:“大兄弟咋开这玩笑呢，这要是让当官的知道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这一说，那个东北大兵也怪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了，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明白明白，我看你不大像干粗活的呢……”
周仲英笑言道:“兄弟高看了，改日咱再唠!”
这“延安来的怪人”是咋回事?
原来，由于周仲英同志来38军后，在张西鼎等同志的有力配合下，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效果也不错，所以没多少日子，该军上上下下纷纷传说:“延安来了个怪人，白天一样，晚上又一样……”
还有一次，周仲英拉着人黑骡子驮上几袋粮食正从军部出来，可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几个面生的高级军官。他心想，俗话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我给他来个两眼望天，旁若无人!
于是咱们这位“司务长”仰着头，哼着河南梆子急步前行。不料，离他址近的军官，忽然冲他嚷道:“伙计，你这甩腔还差点劲儿，听咱给你来一口!”
说着，这位戏迷军官自带家伙(锣鼓点)地唱起来……“司务长”连连叫好:“长官这口就是行，改日一定登门拜师，这不，成天穷忙，不打扰了!”
就这样，周仲英若无其事地赶骡而去……
山药丝拌黑面条
1945年1月中旬到4月上旬的两个多月的日子里，双重身份的周仲英夜以继日地会友谈心、秘密串联。在38军内，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可令人头疼的事来了。刚进4月，关于“延安怪人”的传说也传到了军长张耀明耳朵里。他十分恼火，拍着桌子，训斥特务头子，骂他们是废物点心!并下了加急密令:一定要尽快抓获，不管是捉活的、提头的还是报信的，均给予重金奖赏并加官晋级!
鉴于此，又考虑到两个多月的“工作”己达到预期目的:为安全起见，周仲英和张西鼎等人商定，“怪人”不宜再逗留此处，可来个“金蝉脱壳”，速去豫西我第二军分区暂避一时以观其变。
于是，一番乔装改扮，周仲英化装为国民党校级军官，身藏一支手枪，带着一个警卫，由张西鼎陪同向豫西陕县进发。
一行三人离开西安奔往陕县途中，由于废寝忘食过于劳顿，周仲英的老毛病—鸡眼又犯了，行动极不方便。而伏牛山一带人烟稀少，还不时有土匪和散兵出没。怎么办呢?张西鼎想起不远处有个叫小南川的村庄，那里驻有一支名叫“陕县国民兵团”的抗日武装，便建议先到那里休息一下。
周仲英问:“安全上没问题吗?”
张西鼎笑着回答:“没问题!他们领头的叫尤继贤，我们早就认识，我了解他。他被张耀明借个‘集合迟到’的罪名给开除了。好多弟兄都不服，便跟他一起回了乡。回家后，通过各种关系，在国民党豫西专署领了个“陕县国民兵团”的番号，就干起来了。他这个人，虽然理论上差点儿，但思想很进步也很爱国，对我们联合抗日的主张很赞成呢……”
于是，三人傍晚时分来到了小南川“兵团”团部。周仲英见尤继贤中等个儿，浓眉大眼，颇有股“燕赵侠气”。而尤团长呢，听说周仲英是从延安来的，大为高兴，学着老学究的口气戏云:“相见恨晚、相见恨晚!”
尤团长叫人去村子里找个土医生来，又吩咐备最好的饭菜。由于条件艰苦，“晚宴”就是山药丝拌黑面条。尤继贤不好意思地说:“真是怠慢了延安来的同志了!”
周仲英却幽默地说:“说真的，这半年来，除了在枣园毛主席款待的那顿四菜一汤外，就属这山药拌黑面了。”
席间提到38军，尤继贤气愤地说:“张耀明是个王八蛋，蒋介石更是把祖宗三代都忘了，我看都没好下场!”
当周仲英问到眼下“兵团”的情况时，尤继贤想了想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瞒你说，能撑着干，全凭着上下一股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志气!论条件嘛没法说，缺衣少吃，缺枪少弹的，多亏了老百姓，白薯干、腌白菜有啥给啥，就是枪弹啥的不好办。乡亲们送的长矛、铁叉什么的，打大仗不行啊!”
土医生走后，天色已晚，几个人还在油灯下商议着……
第二天鸡叫头遍，周仲英就带着警卫速去陕县的宫前乡，张西鼎留在小南川，协助尤继贤工作，同时负责周仲英与38军的联系。
至于“陕县国民兵团”的军需问题，决定由周仲英跟我豫西第二军分区打招呼后，再设法解决。(后来我豫西第二军分区派人在小南川开了个小商店，名义上经营日用百货，实则为“兵团”提供军需什物)
向黄河北岸划去
到了陕县的宫前乡，周仲英住到了乡南三里外的南疙瘩村。
不料没多久，“延安怪人”的新动向又被敌人察觉，更有几个异常情况几乎同时出现:
宫前乡北坡和东山洼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
“兵团”巡夜哨兵在小南川村西北抓住了两个38军特务……
随后，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王彦村(陕县县政府所在地)，县长薛文高告诉周仲英:“上官子平的部队叛变了，杀了我们派去的干部，一些地主武装也乘机捣乱、骚动。”周仲英感到情况严重，就匆匆别了薛县长，连夜赶往豫西第二军分区。刘聚奎政委听了他讲的情况后，面带焦虑地说:“看来情况不妙啊，可二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都公干在外，怎么应付呢?”
说话间，陕县王副县长又进门了，带来一个惨痛的消息:陕县警卫连叛变了，薛文高县长已牺牲……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又收到张西鼎的情报，说是胡宗南要对38军的17师下手了。据此，周仲英立即派人告诉17师的徐友彬等同志，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一有突变、抢先行动。
得马上向中央汇报这些紧急军情!可二军分区的电台又被带到洛南去了。怎么办?周仲英和警卫员只好连夜渡过黄河去往太岳游击区，到那里去给中央发电。于是他俩闯过陇海线，又在黄河边甩掉一支身份不明的武装，随后在某个不知名的码头，抢了一条小船，于薄暮的微辉中，人急船缓地向黄河北岸划去。
7月里的嘉勉电令
1945年7月中旬。
日着烈日酷暑，周仲英和警卫员总算来到太岳游击区。周仲英见到老战友们顾不上叙旧，就忙着给中央发出了请示电报。
中央复电很快:火速返回，38军有变故。
于是，二人又急速返回豫西第二军分区。王树声政委又把中央7月14日的来电拿给周仲英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介石已命令38军调往六战区作战。这完全是排除异己消灭进步武装，准备内战之阴谋。故你们必须将能够掌握的部队尽快向解放区靠拢。行动时以保存实力为原则，切不可硬拼。并建议走山地。
周仲英心中多少踏实了一些，并立即向冒雨而来的张西鼎做了明确传达。为让17师争取军事行动上的主动，张西鼎便又火速返回。
再说此时17师己接到了命令。师部领导小组(实际上几乎等于我党地下核心组)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首先统一了认识，最后决定遵照中央指示，抢在出发之前行动，脱离国民党的控制进军豫西。
7月17日凌晨，先解决了“眼中钉”师部特务连，逮捕了代理师长李维民(后放回)，全师正式举起义旗，向豫西第二军分区开拔……
其时，尤继贤率领的“陕县国民兵团”的行动更快。也是“天助其成”，他们靠着夏日少见的大雾做掩护，以少胜多地突破敌人的双重包围，抢先一天到达了豫西第二军分区。
日历翻到1945年7月28日。
在豫西第二军分区的操练场上，一片喜气洋洋。简陋的主席台前挂着“热烈欢迎17师和‘陕县国民兵团’光荣归来”的横幅标语。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它山高水又深……”的歌声洋溢在广裹的山野间。
戴季英代表军分区对归来的爱国将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周仲英(当时己被任命为豫西军政委员会委员)宣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嘉勉令:“祝贺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此刻周仲英的心里，因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给他的重要而艰巨的使命而充满自豪与欣慰。□曹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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