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搭档、在国民党军队就当过多年看护兵的陈忠找到了我，说是由于缺乏维生素，部队开始流行夜盲眼了，叫我立即去营部找麦医生讨要维生素药丸回来使用。
连部一个通信员领我去到后方几公里的营后勤处，我把情况报告麦医生。他说，许多部队发生了由于维生素缺乏引起的夜盲症，维生素丸没有送上来，但治夜盲症的草药倒是不缺。
麦医生说着拿出一个水壶，倒了半口盅青灰色的汤水递给我说，这是治夜盲症的灵药，你喝下去。
我凑近闻了一下，一股刺鼻的松香味。我试喝了一口，那苦涩味令人恶心欲呕。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喝?”我问道。
麦医生说：“这是松叶止盲汤，摘松叶熬煮就成了治夜盲症的良药，只要喝几次便见效的。”
“这么难喝的东西，我怕没有人愿喝。”我放下口盅，真怕他再叫我喝一口。
果然不出所料．麦医牛板起脸说道：“你先把它喝掉再说话!”
“不行，说什么你也得喝完它，你今天不夜盲，能保证过几天不夜盲?连卫生人员也不愿喝这药，还能叫指战员们喝吗?快点给我喝了!”麦医生下了死命令。
我不敢再抗命，只好硬着头皮一口喝下那半盅可怕的松叶汤。
“这就对了，以后你要带头喝。你这次不能空手回前沿阵地，上山去采摘松叶，熬煮一锅汤带回去。”麦医生叫救护班的两个同志一起上山帮我摘松叶。
近处山上长满了松树，没一顿饭工夫，我们每人便扛了一大捆松叶，到炊事班熬煮松叶汤。
4桶热气腾腾的青灰色的松枝汤煮成了，我带着两个炊事员挑着回到八连连部。
连长已接过麦医生打来的电话，他用口盅舀了半缸，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有股怪味，是不太好喝，没法子，为了保持部队战斗力，人人都得喝。”随即命令通信员通知各排来人把松叶汤领回去，说谁要是不喝就关禁闭，饿饭两天。
连着5天，我总是天一亮便领两个战士上山摘松叶，挑着空桶熬煮松叶汤。
松叶汤真像麦医生说的挺灵效，5天过后，夜盲症就一扫而空，加上后勤卫生部门又送一批红色的维生素药丸，夜盲症这一关总算闯过了。
连队有几个月没有洗过澡了，衣服也没法换洗，白衬衣都变成黑了，更令人心烦的是大家身上都生了虱子。虱子多的能伸手就从衣缝里抓到，战士们烤火时，不停地从衣服和头发上抓出虱子，丢到火盆里，发出卜、卜的响声。
这时传来敌方正对我方发动细菌战的消息，虱子是最容易带着细菌害人的。麦医生把各连卫生员召去开会，布置新任务：消灭虱子，抗击细菌战。最好的办法一是人人剃光头，二是用开水烫死衣服上的虱子。
我回八连向连长转达决定，连长大力支持，叫我带人到二线找地方烧水烫虱子，每排每天一个班，把长有虱子的衣服全用开水烫过。
第二天，4个班的上百件脏衣服搜集齐了，由各班派人扛着，听我指挥到离前线几公里外的后方执行烫虱任务。我们选了一处既能避炮又向阳的山沟，找了只敌人过去丢弃的大汽油桶，用铁镐撬开桶盖，找来干树枝，挖灶烧火，化了大半桶雪水。等到水快滚开时才将脏衣服搬出丢进去。一个班烫完轮到另一个班，边烧火边加雪化水，几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等到全部烫完几大捆衣服，桶里的水变成灰黑色，水面上飘浮着厚厚一层虱子，散发出一股臭味。衣服拧干后，一件件晾晒在向阳的灌木杂草丛上，好大一片，甚为壮观。我们不放过烧水洗个热水澡的好机会，倒掉了脏水，又化雪烧水洗澡。
正当我们不畏寒冷，兴高采烈脱光衣服站在桶里大洗特洗之时，被敌机发现了，先是机枪扫射，然后丢炸弹、汽油燃烧弹，吓得我们浇灭了火，只披了件棉衣，找一处山沟躲起来。
敌机飞走了，汽油弹烧过了，我们钻出山沟一看，几个人都目瞪口果，我的天，晾晒的衣服全烧光了。我们几个人心情沮丧，空手返回前沿阵地向连长报告，连长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真行啊，为8连制造了大新闻，8连有4个班光着屁股守阵地，老美的飞行员眼花了，把晾在山坡上的破军装当作部队给消灭了，也许正在要求他的上级发奖金呢!你们的错误犯大了，让4个班几十号人光屁股，你们要赔偿那些衣服才行，赔不出，你们也给我光屁股站岗放哨去。”
我一听着急了，说：“连长，我们又不是故意的，谁想到……。”
“你们要是故意这么干，我不把你们当特务送去军事法庭才怪。”连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再也无话可说。
连长随即把事件用电话向营里报告，电话里传来营长的大笑声，连长说：“这事是有点可笑，可却出了大问题，我的4个班光着屁股，这仗还能打吗?”
后来我不知道营连长们是怎么商量的，只知道晚上团运输连派人运来好几包军装，那4个班的战士们每人补发了两套新衣服。一时间坑道工事里欢声雷动，有人还对我唱起顺口溜：“卫生员，小老广，破衣烫虱全烧光，弄得我们光屁股，不敢出洞去打仗，好在后勤帮一把，给我补发新军装。”
我却高兴不起来，心想捅了大乱子，等着处分吧!
半夜里，一排长把我拍醒，说：“连长有令，你要继续带人去烧水烫虱子，注意防空，衣服烫过不要晾晒，拿回来用火烤干。”听一排长传达的这个命令，我知道自己不会受什么处分了，精神一来劲，立即行动。奔忙了几天，终于把全连一百多人的脏衣服全烫过一遍。
这天，我陪担架组送一个伤员去营部救护班，麦医生对我说：“9连和机炮连发现3个高烧不退的病人，已送去团卫生队，有两人确诊是伤寒病，上级新送来的一批混合防病疫苗，部队要分批注射，卫生人员要先注射，你先别回连，注射过疫苗观察3天再走。”
我没留意他最后一句话，等药剂员给我打完针，我便说：“让我带药回去，保证完成任务。”
麦医生板起脸说：“说不能走就不能走，要留下来观察3天看反应。”
我一时想不通，又不是第一次打预防针了，这是什么针，要观察3天?命令终究不能违抗，我只好留下，心想营部伙食比连队好，先改善3天生活再说。
那疫苗的确非常厉害，据说是匈牙利支援的，能同时预防鼠疫、伤寒、霍乱等多种传染病。我在救护班待了不到半天，便发起39度高烧，我连发两天高烧，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第3天早上醒来，才感觉到一身轻松，体温也恢复正常。
正当我从药剂员处领了一箱疫苗，准备返回前沿阵地时，我的老搭档陈忠送病号来了，原来八连炮排两个战士突发高烧，麦医生看过后，叫马上送团卫生队。麦医生让陈忠留下注射疫苗，命我带药立即回连队开展注射，一再叮嘱每次只能注射2个班，要时刻注意观察，有特殊情况，立即向他报告。我回到连里，先向连长、指导员汇报，连长听我说打这个针反映大，叫先在1班试打。1班的战士们不知道这针的厉害，我当然也不敢说实话，很顺利完成了注射任务。
远在前线后方几公里的炊事班来送午饭时，我把实情告诉炊事班长，让他从第二天起，每天备送2个班的病号餐。他说：“哦，轮到咱们连打那鬼针了，行，照办!”
这天晚饭，1班有好几个战士没吃晚饭，说肚子涨，只想吐。我忙着给他们量体温，个个烧到39度以上，到了晚上，全班都躺倒了，连哨兵也上不了岗，急得1排长忙叫2班派人顶岗，他一把按着我的肩头质问：“你打的是毒针吧?害我一个班全垮了。”好在指导员及时赶到，给我解了围。
这晚上我一步也不敢离开1班，量过体温又送冷水毛巾、倒开水，整夜没合过眼。好在全是正常反应，熬了两天，一班的12个人全康复了。一班长对我说：“你这小子不安好心，以后死也不让你打什么鬼针了。”我没多说话，忙着去2、3排准备注射的事。
1班全班打针后全病倒的事，很快在全连传开。我赶到2排4班要给他们打针，4班长说：“你这针是病针，你先给我们服了防病的药才让你打。”战士们也跟着起哄，我一时没了主意，忙去找2排长解决，2排长大大例例说：“大伙怕打那鬼针，我也没招帮你。”我只有赶去连部向连长汇报，连长二话没说，拔腿带我去4班。一进4班的坑道工事，连长一声令下：“4班全体听令!”4班的人全站了起来，连长大声说：“打针就是打细菌战，你们怕打针就是怕和老美打细菌战，这还得了?我命令，4班全班卧倒，扒开裤子，让卫生员打针，快!”
真是军令如山，4班全部扒开裤子爬下了，我赶紧给他们打针。轮到4班长时，我故意大力一插，疼得他大叫一声：“哎呀!你小子拿我报复啦!”
连长见2排长在一旁咧嘴嘻笑，虎起脸说：“2排长，你应该带个头打针，快给我把裤子解开，卫生员，给2排长一针!”
由于得到连长雷厉风行的支持，我顺利完成了注射混合疫苗任务。我赶去向麦医生汇报，他和救护班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麦医生告诉我，8连那2个发烧上送的病人，一个是重感冒，一个是染上了伤寒病。好在及时注射了混合疫苗，我所在的8连直到这年夏天换防后撤二线，也没有发生过一例传染病。
战士们说，细菌战是牛皮战，卫生员一个人就包打了！
1952年的春天来了，尽管战场上的春天来的那样迟缓，但不知名的野花和细嫩的野草已在战壕边上开花长叶，从临津江峡谷吹来的风也变得温暖了许多。
这天，连长领回一个战斗任务，晚上要带一个班摸到敌人阵地后方去抓舌头，连长命我随队出击。谁知刚摸到敌人的铁丝网边，一个侦察兵碰响敌人的一个挂雷，敌人发觉后，大炮追着我们打，我被弹片击中右眼，一时晕了过去，醒来已在军野战医院躺了3天。后来我被送回国内疗伤，再也无法挎着药箱上战场了。
时过一年，朝鲜停战了，我由于右眼伤残失明，转业到地方工作。我给麦乔医生写了信，他回信说，由于我在部队表现不错，荣获了三等功，还说他要把一枚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为我寄来。果然，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了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我工作的单位——广西柳州工人报社为我开了次庆功会。我的心又飞回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又飞回那些浴血拼搏的战友身边。
(陈涛：横县陶圩镇章元村人，原志愿军39军115师345团3营8连卫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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