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湖西抗日局面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不幸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桩重大的冤假错案。
这一事件是从湖边地委干校开始的。1939年8月，混入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当时是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动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在地委干校逼出了所谓的“托派”组织。然后拉拢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鸿鸣，利用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伪造山东分局发来有关“肃托”的电报，把“肃托”由湖边地委扩大到湖西区党委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全地区五六百名党、政、军干部被逮捕、受审讯，300多名地方和军队的优秀干部被杀害，致使各级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损失极为严重。
到11月底，山东分局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1941年2月20日中央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指出“湖西肃托”是完全错误的。见《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89—102页。
“肃托事件”于1939年10月波及到丰县县委。当时白子明、王鸿鸣和王须仁用区党委名义通知各地、县委，说什么“肃托”已取得胜利，为了“肃清托派影响”，要对区委以上党员干部进行集训。丰县县委接到区党委通知后，虽心存疑虑，但只好服从组织决定，除县委统战部长王效斌在国民党部队工作未去外，县委委员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参加了集训。集训地点在鱼台县谷亭镇区党委驻地，共集合干部300多人。开始时以讲课、作报告应付门面，不久即转移至单县王小庄，以“托派重新活动”为借口，开始在集训班里抓人，在逮捕区党委政府部长陈筹和妇联主任孔真等人之后，一天晚上又逮捕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宣传部长陆光前、军事部长黄佑仁，说他们是训练班“托派”党总支的主要成员，孙兆立为总支书记。还宣布王光中为“托派”总支的组织委员，当时说他年轻幼稚，受骗上当，没有逮捕他，限他24小时内自首，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王光中如梦初醒，知道“肃托”错了，但不知如何办。这时同屋住的区党委社会部部长、老党员赵万庆对他说：“‘肃托’完全错了，只有等中央来人才能解决。如果审你时只说死的，不要说活的。”王光中想，既然自己被宣布为集训班中“托派”的总支组织委员，无非是想利用自己扩大范围，只说死的不说活的也不行。正当王光中束手无策的时候，留在丰县县大队的统战部部长王效斌来了，到集训班找孙兆立。王光中出来见他，告诉他孙兆立等已经被捕，他自己也被宣布为“托派”。王效斌听后很机警地说：“我是奉调来开会的，我走了，不见他们了。”然后上马飞驰而去。这给王光中很大启发，为了不受暗害，王光中决定逃离出去〖ZW(〗王光中《八十回眸》，第23页。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王光中约会也因为“托派”问题被审查的未婚妻高潮，当夜从住地后院逃走。他们几经周折走到宿县高潮家，高潮的父母为他二人完了婚并把他们送到宿县城南的徐庄她姑母的佃户王兴贵家暂住。他们通过高潮的同学关系，联系上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参加一些抗日活动。同时通过当地邮局寄了一封信，经过康庄康文惠转交给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
不久，郝中士回信说：“信已收到，现已照常营业，请速归。”经过商量，高潮暂留下看病，王光中化装经徐州回到湖西，见到郝中士，得知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115师政委罗荣桓来到湖西，制止了“肃托事件”的发展，结束了集训班。使王光中极为悲痛的是他的战友孙兆立、陆光前、黄佑仁受尽酷刑被杀害了。这时湖西地区因“肃托”影响，极大地削弱了我抗日武装力量。敌伪趁机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国民党也借“肃托”把共产党派去的人赶出或杀害，根据地范围大为缩小。《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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