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他16岁时小学毕业。由于在家乡找不到生活出路，次年闯关东来到大连，在海光堂裱具店里当学徒工，一干就是6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日本女老板的欺压，愤然辞职，返回山东。1931年1月，刘逢川考入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第三师教导队，驻奉天省彰武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1932年7月提升为骑兵第三师卫队连上士排副，后于1933年3月提升为骑兵少尉，调该师司令部副官处任职。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顾全大局，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全国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当时的事态发展使刘逢川受到极大的教育。他感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真正为穷人谋利益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他的这些思想深处的变化，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准备了条件。1938年10月，刘逢川下乡征粮，被八路军俘虏，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于1939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入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参谋部在延安开办的特工训练班受训。后被授予苏联红军大尉军衔，与何汉清组成大连情报组，准备潜入大连执行情报工作任务，并担任该情报组的负责人。同年回家乡，从伪牟平县警察署办理了到大连的居住证明。
1942年6月15日，他由山东老家途经烟台乘船顺利到达大连。刘逢川到达大连后，暂住亲戚家。7月15日，他按照在延安出发前苏联首席教官卡莱罗夫的指令，与苏联驻大连领事馆正式接上了头，开始进行执行情报任务的准备工作。同年8月，他将何汉清、妻子雷玉莲、儿子刘庆杰接到大连。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的职业作掩护，他到大连惠比须町92番地（今黄河路69号）“泰阳堂”裱具店当店员，安排何汉清到大连船渠工厂制罐车间当勤杂工。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发生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
1944年6月1日晚上9时，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卡里莫夫在大连圣德公园（今中山公园）向刘逢川下达了正式搜集日军情报的指令，并告诉刘逢川苏日开战日趋接近，一旦苏联对日宣战，苏联领事馆人员可能被日方拘留，要求刘逢川、何汉清必须自己承担起一切工作责任。同年9月下旬，苏联领事将电台、联络文件交给刘逢川，刘将电台架设在黑石町212番地何汉清住处。1944年10月15日午夜，他和何汉清与苏联指令局沟通无线电联络，顺利地完成第一次情报传输任务。从此，刘逢川以经商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为苏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情报。
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主要有：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生产储存情况；大连船渠工厂的从业人员情况，执勤队数量；大连船渠工厂的船舶建造能力；甘井子地区各工厂经营情况；甘井子地区略图；寺儿沟地区内高射炮的架设位置；关东军实行非常物资回收情况；大连船渠工厂日本职工应征入伍进海军的情况；大连码头出入船只及货物装卸情况；大连船渠工厂新建船只的船种、吨位、下水情况；大连市内物资不足和黑市情况；驻扎在熊岳城附近的日本军队的宿营情况等等。
1944年12月3日何汉清、刘逢川不幸被捕。194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州厅外事警察课长中岛茂在就“量刑”问题提出意见的报告中写道：“刘逢川、何汉清均系中共党员。他们断定，中国民族革命之完成，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必须从中国领土上赶走日本帝国，进而消灭日本帝国，此外别无他途。他们以日苏开战和中共总反攻为目的，图谋扩充情报基地，其秘密活动已日趋积极。因此，使处于激烈战局中的我帝国蒙受的打击实在不难想象。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至今尚无任何反省悔改的表示。对待此等对我采取敌视活动的分子，按其情理则毫无减刑的余地，判处极刑则是最为适当的”。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这举世欢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二天中午，一辆小汽车从大连岭前监狱将刘逢川、何汉清押送到旅顺刑务所绞刑室，凶恶残暴的敌人在当天下午2时左右将他们两人秘密杀害了。他们牺牲后，仅留下了刘逢川的一首遗诗：
新旧年过在狱中，
艰苦常羡烈士风。
至死不屈英雄志，
革命旗帜旋鲜明。
来源：大连市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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