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萧项平（炳实）邀蔡叔厚到共产国际中国组去工作。经上报党中央和中央特科批准，蔡叔厚调出了中央特科。共产国际中国组是苏共党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德籍，原为德共党员）受共产国际委派，在1929年以研究银行业务的名义来到中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分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收集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布防、装备和人事方面的情报，并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动向。左尔格利用自己的身份，结识了蒋介石军队中的德国军事顾问，并通过他们的介绍得以会见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蔡叔厚调到共产国际中国组后，领导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一、尽量争取公开的生活方式，安排好社会地位，做好身份掩护；二、尽量展开社会上的接触面，争取接触反动政权里的机要人物；三、了解有关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苏联的阴谋，以及国民党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活动资料。蔡叔厚在工作中，机智勇敢，多次深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发展工作人员，探取秘密情报，屡建奇功。例如：成功获取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梅花桩碉堡战术计划等情报。有一次，在国民党政府兵工署工作的楼震旦发现了国民党军政部编纂的送呈蒋介石的关于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兵工月报》。楼震旦把这一情况用兵工署的长途电话告诉了在上海的蔡叔厚。蔡叔厚当机立断，立即带上自己的莱卡牌照像机，乘坐当天的夜班火车赶到南京。他不顾危险，与楼震旦一起连夜将这份文件拍摄下来，第二天又赶回上海，冲出胶卷，交给组织。此后，他又通过楼震旦，并秘密发展了兵工署秘书杨余庆，把每个月的《兵工月报》都取出来，秘密拍摄，送交组织，从1932年到1935年，从未间断，也没出过任何差错。中国组的领导钦佩地赞扬说：“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1933年，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阴谋日益明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组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日本，左尔格奉命派到日本去工作，由罗伦斯（立陶宛人，老布尔什维克、红军上校）接替了他在中国组的领导工作。在罗伦斯的领导下，蔡叔厚在获取日、蒋关系的情报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国民党政府派黄郛做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同日本军队的妥协、缓冲等事宜。罗伦斯派蔡叔厚去北平了解内幕。蔡叔厚到北平后设法认识了黄郛的秘书孙百科，通过他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应付方案，以及双方谈判的内容。
1934年，蔡叔厚奉命前往日本，同在东京工作的同志接上了关系。他了解了情况回国报告后，中国组随即将萧项平、吴选青等先后派往日本，加强了左尔格在日本的工作。1935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共产国际中国组领导人罗伦斯不幸被捕，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
罗伦斯的被捕使中国组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一些同志陆续奉命撤退，国外工作的几位何志也秘密撤到苏联。在这一严峻的考验下，蔡叔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所特有的先人后己的优秀品德。本来，在1935年初，组织上已决定送蔡叔厚到苏联去学习。他接到通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好了出国护照。可是不巧，就在他准备启程的时候，罗伦斯不幸被捕了。看到这种情况，蔡叔厚决定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下来搞善后工作，帮助同志们安全转移。他在一位外国记者的协助下，设法通知了在日本工作的萧项平、吴选青等撤离回国。萧、吴两人先回到了北平，然后乘火车赴沪，蔡叔厚在浦口车站同他们接上联系，告诉他们在苏州下火车，有一对德国夫妇手捧鲜花迎接他们。萧、吴两人在苏州同那对德国夫妇一起乘坐慢车到真如车站下车，有一位外国记者用汽车把他们接走，送到一个英国人家里去住了几天。而后，蔡叔厚安排他们秘密乘船去苏联了。
蔡叔厚本人也在敌人通缉范围之中。他把同志们安排妥当后，才考虑自己的转移问题。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把公司迁移到福煦路四一七号（现延安中路三七九号），并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然后，他到南京找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请汤出面作保。早在1923年留学日本时，蔡叔厚就同汤恩伯相识。汤恩伯回国后，曾在蔡叔厚的公司里住过一个时期，两人私交一直很好。这次，汤恩伯听了蔡叔厚的“陈述”，当即对国民党内负责此案的军统特务王新衡讲，蔡叔厚是他的拜把兄弟。王新衡遂撤销了对蔡叔厚的追捕。后来，王新衡还和蔡叔厚交上了“朋友”，常告诉他一些国民党的内幕情况。
蔡叔厚在自己处境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党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接转了同党组织的联系。1935年秋，刘鼎从九江敌人的俘虏营里逃出来，到上海找不到党的组织，就是通过蔡叔厚辗转和党中央建立联系的。1936年初，共产国际负责与蔡叔厚联系的同志因故突然离开上海回苏联。这一意外事件，使蔡叔厚同上级组织的联系中断，工作也暂时停止了。他觉得自己象一只失群的孤雁，不知飞向哪里。
（五）
蔡叔厚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见共产国际派人来同他联系。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决定不再坐在家里等待。他想办法找到了过去一同入党、曾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的好友夏衍，参加了他们的革命活动。
上海沦陷后，于伶在上海办剧艺社，演出爱国话剧，进行抗日宣传。剧社的公开活动需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予以帮助和掩护。蔡叔厚应邀担任了一名理事，帮助剧社做了很多工作：介绍戏院、谈判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担保等等。有时巡捕房来找麻烦，他就代剧社出面应付。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文稿手迹托人带到上海后，蔡叔厚曾代租了个保险箱，妥善保管。
1938年，蔡叔厚在一个讨论抗日工作的小集会上见到了刘少文。他得知刘少文是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后，就找机会向他说明了自己以前的工作经历和现在的处境。从此，蔡叔厚就在刘少文、沙文汉的领导下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掩护过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钱俊瑞、余立金等，并帮助他们同党取得了联系。他还从经济上接济过李一氓、袁文彬的家属。
1941年，蔡叔厚和他的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转移到了重庆。这时，于伶也从上海到达重庆，以上海剧艺社的名义，开展戏剧活动，蔡叔厚积极协助了他们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办了昆仑影片公司，蔡叔厚以股东身份参加。他在资本家股东之间进行活动，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于伶后来称赞说：“我们大批电影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参加在内，使昆仑影片公司能够拍出一大批至今仍为观众所喜爱的优秀影片，蔡叔厚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在重庆期间，蔡叔厚和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经常到曾家岩去，多次见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作，倾吐思想，并聆听他们的教诲。1943年，蔡叔厚和一位同志谈起很久没有看到党内文件，并觉得党组织最近交给他的任务不重的想法。经了解才知道自己是被当作“党外人士”了。他马上去曾家岩找周恩来、徐冰等领导同志，提出恢复自己党籍的要求。但因当时情况所限，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蔡叔厚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他仍把自己看成一名共产党员，努力为党工作。在重庆时，他让党组织在他的企业办公大楼顶上设立了秘密电台，并掩护了电台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蔡叔厚回到上海。
蔡叔厚根据自己过去在中央特科等组织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深知打入敌人心脏的必要性。他通过汤恩伯和雷震，搞到了一个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门专门委员（厅长级）和少将参议的官衔，为他结交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提供了方便。他和陈立夫、雷震、王新衡等一直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雷震和陈立夫曾提出介绍他做国民党特别党员，并许愿说三天内可以批准，还可得到总统亲见的光荣。他借“君子群而不党”，用谈笑方式推托了过去。这期间，蔡叔厚从汤恩伯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进攻计划方面的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8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绝境。为配合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行动，白区地下党开展了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委派蔡叔厚去做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并专门从香港调来一个同志进行协助。
蔡叔厚为了做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曾说通汤恩伯的老婆王竞白去劝说。他自己也亲自去说服。一次，他向汤恩伯分析了全国形势，然后说：“现在是紧要关头，是你该考虑的时候了。过去唐生智失了南京没有好下场，今天你丢了上海，到台湾去也不会有好处的。你认为北平的例子如何？我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只要你有决心，我会给你办好的。”一席话说得汤恩伯有些动摇，答应考虑一下。后来，蒋介石亲自到上海督战，毛森到上海担任警察局长，增强对国民党官员的控制；加之陈仪又被国民党逮捕，促使汤恩伯决心反动到底，蔡叔厚的策反工作未能成功。全国解放初期，蔡叔厚还前往香港做过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策反工作。
（六）
全国解放后，蔡叔厚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自己的党籍，但由于历史原因，都没有得到解决。他暂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上海市政府的工作，先后担任过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规建局、机械局、机电一局的副局长等职务，还被选为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蔡叔厚把自己经营的几家公司、企业全部上交给国家，住所也一搬再搬，不断缩小面积。他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国家给他一级工程师的工资待遇，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优裕。但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让他们到学校去寄宿，过集体生活，每月给的生活费只略高于领人民助学金的同学。他对孩子们讲，这是爸爸对你们的爱护，希望你们从小养成不依赖父母、独立生活和群众密切联系的好习惯。
1954年，由于受到所谓“潘汉年、杨帆特务反革命集团案”的株连，蔡叔厚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诬陷为“特嫌”，抄家审讯，拘留关押。1971年5月6日，蔡叔厚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含冤逝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蔡叔厚的许多老上级、老战友的奔走下，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蔡叔厚的历史做了全面的调查。他们用蔡叔厚一生对党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大量事实推翻了“四人帮”之流强加给他的污蔑之词。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给蔡叔厚公开平反昭雪；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文/晓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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