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农历正月，穆家堰一带赌博盛行，害得许多农家不睦，甚至倾家荡产。一些回乡度假的学生对此深恶痛绝，自动组织起来，强行抓赌。8岁的穆增华为他们侦探情报和引路，顺利地捣毁了一个个赌场，砸坏了许多赌具，痛打了屡教不改的赌徒，并且揭其内幕，扬其罪恶，迫使赌风大敛，受到群众的欢迎。
翌年秋，本村乡约(豪绅恶霸势力)借为围困西安的军阀刘镇华筹粮之机，层层盘剥，从中渔利。穆增华跟随一些进步青年和村民核粮查帐，同乡约进行斗争。乡约仗势欺人，犯了众怒，被煽了一个耳光，穆增华又顺手提起一个尿罐，扣在他的头上，并和众人一起，押着乡约游街示众，灭了恶势力的威风，长了老百姓的志气。通过这次斗争，使年幼的穆增华认识到了“团结力量大，坏人不可怕”这一朴素的真理。
穆增华的三兄穆增举和当地共产党人多有深交。1928年春，刘志丹、唐澍领导渭华起义时，他尽力资助起义部队。当地反动民团头子岳文绪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于1933年冬私设公堂，捏造罪名，对穆增举毒刑逼供长达20多天。年仅17岁的穆增华对此十分痛恨，亲手抓捕了岳文绪，在法庭上与岳针锋相对，痛斥其一贯鱼肉乡里，欺压良善，私收税款，草菅人命的罪行。西安进步报刊对穆增华的正义斗争予以报道声援。但终因官场腐败，穆增华反被定罪为“私通共党，宣传邪说”，收监下狱。
穆增华虽身陷牢笼，度日如年，但狱中所接触到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影响，更加激起了他那颗决心砸烂镣铐、跟着共产党求解放的火热的心。
1935年10月，穆增华在陕西省第二师范学校(同州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对学校实行包灶制、克扣学生伙食费，以及限制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作法极为不满。一天午饭前，他在饭堂前贴出了一首打油诗，上写：“同是同学，胡兮不幸，一日三餐，温饱不保，上至校长，下至公差，层层加码，层层勒索，无微不至，无可奈何……”学生围观叫好，并且敲着饭碗大声朗诵，惊动了学校当局。校长斥责穆增华，穆增华在同学们的支持下据理辩驳，毫不退让。事后，学校以“宣传异端，煽动闹事”罪名，将他开除出校。
穆增华回家后，在本村小学当代理教师，给学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严惩豪门不法子弟。同年底在蓝田县民教馆工作期间，经郗执中(后为革命牺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季开学，经人疏通，他始得返二师复课。这次回校他旗帜鲜明，用犀利的文笔，引用曹植“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指责蒋介石卖国求荣，“围剿”红军，攘内媚外。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声援抗日救亡运动。同年秋，由二师毕业，回到家乡，在蓝田县民教馆协助郗执中开展救国会工作。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配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许权中旅和红十五军团进驻蓝田县城。12月17日，蓝田县各界召开欢迎大会。会上，穆增华代表蓝田青年学生界致欢迎词，他热情诚挚的发言，受到了军团领导同志的称赞。这时，他在赵伯平、汪锋等同志举办的抗日民众训练班学习和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奉命撤离，穆增华毅然参加了红军，在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任干事。他临走回村向父兄辞行时，向乡亲们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并动员了本村好友穆志端等五六个青年一同参加红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整编为八路军。穆增华任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干事，奔赴抗日前线。曾参加过平型关等战役，后转战于河北、绥远、晋南等地区。
1938年初夏，穆增华受命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进入抗大四期第一大队学习，住子长县瓦窑堡。第一大队也叫红军干部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尽管抗大生活艰苦，但学员们朝气蓬勃，革命情绪高涨。穆增华当时改名叫陈克。他曾写信给家里，表示了一切由组织安排、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年底，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又调他到延安抗大第五期敌工参训队学习，担任该队党支部委员，兼任区分队干部队的指导员，负责全队民先队工作。敌工参训队的主要课程是日语，为适应战斗需要，他刻苦学习，常和同志们进行日语会话，夜深人静还在背诵、默写单词，掌握语法。为了粉碎敌人封锁，穆增华和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生产劳动，用一年时间学完了日语高级班全部课程，还被评为劳动模范。
一天，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乡好友穆志端、穆仰贤去找穆增华，他拿出3个月的津贴请大家吃了一顿饭。他对好友感慨地说：“两次上抗大，胜读十年书，人们喊‘抗大万岁’，一点不假。在抗大我先后听过毛主席、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使我这个山野村夫茅塞顿开。我们穆家堰村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不少，看我们这些人中以后能出几个秦琼、敬德!”一席话说得大家忍俊不禁。
1939年底，穆增华被派往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任干事。不久又先后在三四三旅、鲁西军区、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一一五师教三旅政治部任敌工干事、科长、部长等职。其间，为了对敌斗争需要，化名王喜田，用了他乳名中的“喜”字，表达了对蓝田家乡的热爱与思念。
1942年初，经过5年战火洗礼的穆增华，正值26岁的青春年华，潇洒精干。他能阅读日文报纸、杂志，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中文水平也较高，平时不多说话，但说起话很有口才。是年春，穆增华从旅政治部下到八团加强敌工工作，负责编写对敌宣传标语，搜集情报，研究敌情，与敌谈判，以及提审战俘等工作，积极开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他和八团的同志一块编写对敌宣传资料，曾编印过一份图文并茂的《关云长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传单，在敌占区及游击区广为张贴、散发，对感化伪军、瓦解日伪关系起了积极作用。他还计划在3个月内，教全团每个战士学会几条日语口号和简单的日语喊话。每次战斗，不管兵力多少，穆增华都无所畏惧，坚决要求参加。当时，冀鲁豫边区连年干旱，加之敌人连续“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处境极为艰苦，战士和人民都处于半饥饿状态。穆增华和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英勇战斗，坚信胜利的一天终将到来。
1942年6月的一天晚上，八团奉命奔袭梁山县戴家庙一个日伪军据点。出发前，穆增华特意向教育干事周正借来了茅盾所著的《子夜》，打算在战斗间隙挤时间看一看。可谁知，壮士一去不复还，把一腔热血洒在了齐鲁大地。
战斗首先由穆增华的政治政势打响：“日军士兵们!我们是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成员，日军在南洋的战事已经遭到惨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已经破产了!治安区已成为八路军的游击区、根据地，皇协军不协皇了，有良心的中国人逐渐调转枪口，一致抗击日本的野蛮侵略了，我们的反战同盟日益壮大了。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正在盼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日军士兵们，放下武器吧!不要再给统治者当炮灰了……”一遍日本话、一遍中国话在轮番播送。数分钟的沉默过后，顽固的日本军官呜哩哇啦地怪叫起来，接着机枪、步枪从几个方向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疯狂射击，担任夜袭任务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三旅八团的部队立即给予还击。
在一道残破的土墙的后边，穆增华跃身而起，用日语对着喇叭筒向日军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日军士兵们!放下武器吧，你们已经被八路军包围了……”子弹朝着声音飞来，他身中数弹，但还坚持喊话。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他的腹部，穆增华身子一晃，倒在身边团组织股股长惠毅然的身上。
“王干事!王喜田!”
惠毅然一把抱住他，急切地呼唤。温热的、粘糊糊的血从王喜田腹部和后腰的伤口喷溅出来，浸透了他携带的标语、传单，浸湿了惠毅然的衣裤。惠毅然在宣传员小傅的协助下，把王喜田背下前沿阵地，上药、包扎。
返归驻地的路上，担架上的穆增华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对惠毅然说：“我……不行了。我别无他求，只希望……给我家中写信，说我是在抗日前线牺牲的……”他喘息了一会儿，又说：“挎包里还有本《子夜》是借周正同志的，请还给他……”说完，壮烈牺牲。
(穆特生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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