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压脖颈，铁腿不颤。
古州健儿不畏死，
又何惧割舌剜眼。
即使没顶活埋，
依然是钢骨铮铮，
色不变，腰不弯，
傲然挺立赴黄泉。
旭东，旭东，
气贯长虹冲霄汉。
此歌，为抗日英烈刘旭东而撰。歌从何来？且听老叟分说。
朋友，你听说过六月飞雪，可听说过腊月惊雷？
没有吧？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腊月初八日，天将中午。乌云弥漫，不见红日，肆虐的朔风呼啸着，将树梢上的枯枝一段段地吹折了下来。
一阵狂风卷来，天昏地暗，把囚聚在东朱鹿村十字路口上的人们吹得一溜歪斜，一阵骚动。待风息以后，方能看清十字路口上的场景。
十字街口的北沿，当街安置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的后面，一溜安放着三把太师椅子。熊谷曹长居中而坐，徐金琮与杨勾鼻子分坐于左右两侧。这三个家伙，都是身着武装带，一脸丧门相。
熊谷面前的桌面上，安放着一部报话机；熊谷的身后、左右站立着一溜日伪军，个个都是弹上膛，枪上刺，如上战场，似临大敌一般。
八仙桌的左前方，临街一户人家的大门前，耸立着一棵高大的古槐，古槐上架着一根临时架起来的报话天线。放眼一望，十字路口周围人家的房顶上，架着机枪，蹲着钢炮，枪口与炮口，正直对准十字街口。
十字街口上，黑压压站立着一片人。他们是被日伪军驱赶来的东朱鹿村民。这些人扶老携幼，难得见青壮年。他们低着头，垂着目，一声也不吭。说来也怪，此刻，连小孩子也趴在妈妈的怀里，一声不敢出。村民的四周，凶神恶煞地围着一圈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人们都在担心，不知灾难会落在谁的头上。
大汉奸徐金琮干咳一声，缓缓立起来，将腰微微一躬，打着手势向村民们说：“父老乡亲们，你们不用怕，大皇军是爱民的，只杀共产党，不杀老百姓。他们进驻咱们中国，是为了解救咱们，建立东亚大帝国，共煌共荣的。土八路捣蛋，破坏皇军的大计，请大家把他们交出来……”
不待徐金琮把话讲完，熊谷“嗵”地一下立起来，“啪”的一个敬礼，将小胡子一抹，大金牙一呲，扯着公鸭嗓子说：“吆西。中国地大物博的，日本科学发达的，科学与物博的结合，共建繁荣帝国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在场群众谁信这一套？人们在心里骂着，谁还去听他们的野蝼蛄叫？
熊谷见村民反应冷淡，只好草草收场。他们的正场戏，终于登场了。
刘旭东与李连臣被一队日伪军押进场来。此刻的刘旭东与李连臣，已是被五花大绑，遍体鳞伤，流出来的鲜血，已经在裤子上冻结成冰，迈动起来“唰唰”作响，十分吃力。然而，他们依然昂首挺胸，不像是上刑场，倒似是上战场。
他们的到来，引起场上一阵骚动，不知哪个母亲怀里的孩子哭了一声。随即，人群中此起彼伏，尽是孩子的啼哭声。
刘旭东被带到八仙桌前，徐金琮的政训处主任刘云首先粉墨登场。
这个刘云也是朱良人，虽然没有直接跟着刘旭东上课，却认识朱良高小的这位名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云曾是学生流亡队的分队长，跟随杨九五南逃沂水，中途返回参加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当时，他还是有抗日救国热情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投靠徐金琮后，刘云随着徐当了汉奸，成了死心塌地的卖国贼。
刘旭东被押来后，他想在日本人的面前争个头功。于是，便以老熟人的姿态，厚着脸皮出现在刘旭东的面前。他将大牙一呲，对刘旭东说：“吆，这不是刘老师吗？幸会。”
刘旭东将头一扭，不搭他的闲腔。
“刘老师，不，是刘部长吧。咱们是熟人，好说，好说。以我看呐，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部长，只要交出益寿县的党员名单，或者说出你们伤病员的藏身处，”刘云呲着大牙，喷着唾沫星子，将胸脯一拍，“我保你无事，马上放人。”
“刘大牙，”刘旭东直呼刘云的外号，“你倒是识时务呀，跳梁小丑一个！你保我？将来谁保你呢？无耻！叛徒！”
刘云灰溜溜地败下阵来。熊谷心里着急，从太师椅上猛地立起来，怒骂道：“八格！”
徐金琮熟知刘旭东的脾性，怕闹僵了掏不出情报。他慌忙立起来，伏在熊谷的耳畔嘀咕了几句。熊谷点点头：“吆西，吆西。”
徐金琮离开太师椅，故作斯文地来到刘旭东的面前。旭东一转身，不屑一顾。徐金琮又随着转到另一边，向刘旭东微一弓躯，假惺惺地叫了一声：“老师。”
“你是谁？”刘旭东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故作不识，“是安子吗？”
“是，我是你的学生小安子。”“小安”是徐金琮的小名，老师直呼其名，他感到有希望，心里泛起几分喜悦。
“呸！滚开！”刘旭东将眼一瞪，愤愤地说，“我那个小安子何等伶俐，热血沸腾，积极向上，你算老几呀？抗日就是一家人，不抗日，滚蛋！”
这个徐金琮，的确就是刘旭东在朱良高小的那个学生。当年，他聪明伶俐，从刘旭东那里接受过不少爱国教育。1929年，他怀着一腔从军报国，光宗耀祖的热情，投身于北洋军阀孙殿英开办的军校。然而，他忍受不了日操夜练的辛劳，不久就潜回故乡，开设了“大众书店”，堪称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与族弟徐琳拉起一支抗日武装，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起始，他的确壮志满怀，救国心切。可惜，利令智昏，权迷心窍，他逐渐背离初衷，投靠张金跃以后，追随张金跃当了铁杆汉奸，成为不齿于国人的“臭狗屎”。然而，此人不知自责，却将叛变投敌的丑账记在了八路军的头上。
“老师，你是熟读《水浒传》的。”他开始向刘旭东诉苦，解说自己叛变投敌的理由和苦衷，“林冲本不想上梁山，是被逼无奈投靠梁山的，我同他一样。学生虽然不才，却还没糊涂到不爱故乡，不爱国家。日本人来了，为什么只准你们这些人拉杆子抗日，就不给我徐金琮留下一点立锥之地？国民党的杜骅儿不容我，你们共产党的杨国夫更不容我，是杨国夫逼着我走这条路的呀。他杨国夫做事太绝，欺人太甚，让我全军覆灭。这口气，我、我咽不下去！所以，我要报这亡旅之仇，受欺之恨。”
杨国夫，当时是共产党清河特委八路军三支队副司令员。
徐金琮投靠张金跃后，势力发展很快，自己感到羽毛已经丰满，时时打着独立的算盘。其时，他既不敢与八路军完全抓破脸，也暗中与日本人有着默契，可以说是脚踏三条船。
共产党清河特委已经摸准他的心态，尽力做他的工作，想将他拉到革命阵营里来。从1939年7月开始，共产党益都县委曾先后派遣彭飞、李荆和、王海东与陈乙斋等人前往徐部联系，对徐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和争取工作。
在清河特委的再三开导下，1940年4月，徐金琮终于同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将所率之部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
当天夜里，徐召集他麾下的四个队长开会，传达了部队整编的决定。孰料，这一决定遭到了他手下四个队长的坚决抵制。第二天，徐金琮便撕毁约定，率领他的部队据守臧台，公开高唱曲线救国的论调，时时与八路军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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