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上半年，即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湖西地区抗日局面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主要是因为1938年12月 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挺进湖西，开创了湖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使湖西地区各方面的工作为之一新。表现在：一是党组织由1938年底的十几个县迅速发展 到20余县，全区党员人数由1000多人增加到上万人，形成了从地区到县、区、基点村一整套组织系统。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5月，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 特委扩建为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湖西区党委），领导22个县的党组织。那时，在方圆近400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均为我军纵横驰骋的抗日游击区。 二是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自上而下相继建立起来，同时还广泛建立了抗日自卫团，还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如抗敌后援 会、动员委员会等。据《湖西党史文稿》记载，当时各群众团体人数达17万人。各群众团体在参军、参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三是抗日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已开始 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上半年，各县地方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并不断补充到主力部队。这个时期，丰、沛、单、金乡等县均有为我党直接掌握的区政权， 并已建立了萧县、鱼台、铜北、沛滕边等几个县级政权。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由于我军对日作战的不断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湖西军民抗日胜利的信心， 也挽救了面临绝境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沛县的冯子固、丰县的黄体洞、砀山的窦雪岩等部，使他们转而靠拢我们，与我们合作。我党、我军同各县一些抗日民主 人士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
总之，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我党、我军为主体的联合抗日局面。就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所谓的“肃 托”事件发生了。当时任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是制造这一事件的主凶。他混入党内，伪装忠诚，投机钻营，抓住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弱点，利用苏鲁 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野心，借“肃托”之名，残杀我党政军干部300余人，其中包括假借中央名义擅自杀害的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霄鹏、 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时值9月，我所在的苏鲁豫第四大队已转战至沿湖一带，紧张的战斗并没有冲淡“肃托”的气 氛，“肃托”像阴霾一般很快笼罩了整个部队。记得9月15日这天，我突然被传唤到大队部。我一进门行了一个敬礼，口中的“报告”刚一喊出，就被围上来的几 个人下掉匣子枪捆绑起来。他们硬说我是“托匪”，一句话也没问，就把我关押起来，随后决定开除我的党籍。我被这种举动搞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我的 老战友翟子超也被他们抓起来，和我关在一间屋里。一见面，我就问他：“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他说：“还不是怀疑我是‘托派’？”我又问他：“都是问你什 么？”他说：“无所不问，乱追一气，连秦始皇老奶奶的事都问了，目的还不是逼着叫我承认是‘托派’？”我们对此事都感到十分愤慨。虽遭刑讯逼供，但我们坚 持党的气节，什么也没说，更没承认自己是“托派”。
在我被关押的第二天晚上，我和翟子超听到一个站岗的战士说：“这些人真有种，临死时还喊共产党 万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在郭里集挖了一个大坑，一次就活埋了20多位同志，其中就有我的老战友、金乡籍的王鉴览、张宾如。不久，因敌情紧张，我 们从郭里集向谷亭转移。转移到谷亭镇后，我曾亲眼看到翟子超、袁汝哲、郭耕夫几位同志受酷刑后的惨状。没过几天，他们就被枪杀了。在谷亭镇，同时被害的还 有其他一大批同志。
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倒在自己人的枪弹底下，我痛心疾首，悲愤不已，但我坚信总有一天党会给这些蒙难的战友洗去奇冤，揪出暗藏的坏人，使真相大白。当时我横下一条心，决不背这“莫须有”的罪名，要死就死得堂堂正正。
此 时，我已听说区党委的几位领导同志王文彬、马霄鹏、张如、赵万庆等同志遇害，我真是悲愤不已。这些同志都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都是国民党屠刀下的幸存 者，是党的优秀党员、活动积极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被害，其损失是无法补偿的。我 们金乡县六个早期入党的同志，都和我常年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而这时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人。每逢想起这些，我就悲痛万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永远怀念他们。这五位同志是：王鉴览、张宾如、翟子超、袁汝耕、郭耕夫。
11月初，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 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日夜兼程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肃托”事件。他们先是决定马上无条件地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干部，随后改组了苏鲁豫区党委， 将暗害分子王须仁押送115师保卫部，将王凤鸣撤职，带回115师审查处理。
上述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了乱捕滥杀，扭转了险恶局势，挽救了大批党员 和干部，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出现转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时，我也被释放，恢复了党籍。但是，在当时情况下，罗荣桓、郭洪涛等领导不可能在湖西多作停留， 对“肃托”事件不可能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彻底处理。这次湖西“肃托”事件，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虽然经过多次处理，仍未彻底解决。“肃托”的性质一直 被确定为“扩大化的错误”，还有7人被定为“托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亲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同志经过 大量调查研究，掌握了确凿材料，充分证明这7个人根本不是“托派”，于是写报告给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对调查报告非常重视，认真研究，又向中央写了报 告。1983年12月23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 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原定7个“真托派”是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应予以彻底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报告》对其他应当处理的遗留问 题也作了具体规定，湖西“肃托”事件终于彻底平反了。
在整个平反过程中，我曾参加过一些工作。1941年秋，山东分局再次派刘居英代表中央和山东 分局在单县辛羊庙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当时，我是地委秘书长，参加了平反问题的讨论、研究和平反大会的组织工作。1983年省委讨论湖西“肃托”问题 时，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讲述了我的意见。之后，我们在编辑《湖西党史文稿》时，对湖西“肃托”问题作了多次讨论研究，实事求是地记载了该事件。
湖 西“肃托”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肃托”使整个湖西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各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被捕，有的被杀；全区党的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党员 由上万人急剧下降到几千人；各级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解体；主力部队减员近千人，地方部队几乎全部垮台；正常的统战关系被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借机杀害我党干 部，驱逐我党派到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反共分子乘机造谣，煽动组织会道门暴乱；日伪军则乘机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后果极其严重。
1948年3月，秦和珍（前排中）与泰西地委机关工作人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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