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有幸曾在钟望阳同志领导下的文联普通工作人员，我深有同感。忍不住也想就自己的点滴回忆，以呼应任、简二位。
我是1979年冬从市文化局调到市文联工作的。当时文联的党组书记就是钟望阳。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由市委派他主持筹建停顿了十年的文联。那时，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却要肩负着为上海文艺界肃清流毒、拨乱反正的重任。此时，全国百废待兴，上海文联也正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平反，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为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昭雪，举行追悼会，还以清白。钟书记还把《上海文艺》作为文联的一个对外窗口，频频向社会吹起缕缕文艺新风。如在《上海文艺》上发表巴金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杨林同志》、茹志鹃的小说《出山》等，因作品生活气息特别浓郁，人物形象十分丰富，一反“四人帮”的创作三突出原则，而使读者突然感到一股清新的文风和久违了的人情味扑面而来，作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激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
钟书记在单位里见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会主动打招呼，他平易近人，笑容可掬。一天早上，我在文联食堂排队买早点，见他正在同办公室领导丰村同志和食堂老师傅说话，我凑近才听到钟书记在了解食堂早点的花色品种及商讨着提高其质量。难怪当时文联食堂在上海文化系统还是小有名气的。不少人都喜欢赶到单位食堂来吃早餐。
钟书记这种关注后勤食堂工作，关心同志生活和健康的工作思路似乎可以追溯到中央领导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那时就有句名言：领导就是服务，要为知识分子当好后勤部长。
“十年浩劫”后的上海文艺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钟书记他廉洁奉公，凡事以身作则，所以大家都服他。有一次，文联一位领导关照要我开车送安徽的一位作家去苏州。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领导可能也是考虑到与安徽文联的关系，但不知怎么，这件事被钟书记知道了，书记一句：“公车不办私事。”此事也就没人再提了。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公生明，廉生威。
钟书记弱不禁风，一米七几的个儿，体重却不足百斤。他如此体质是因他在“文革”时期受尽了“四人帮”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他们把钟书记囚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还用电击摧残他，以致他患上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使他两腿肌肉萎缩，几乎无法支撑自己枯槁的身躯。“文革”结束后，他本可安享晚年，但当组织上把他安排在文艺战线的风口浪尖时，他却毫不退缩，不顾年迈体弱，为开拓上海文艺的美好春天而毅然担此重任。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凭着共产党人的勇气和睿智，与文联党组的其他同志一起顶着巨大压力，竭力护卫新时期文学新秀的生长环境。
1984年8月，钟书记终因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在74岁就驾鹤西去，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不息的文化事业。他把其生命最后极其珍贵的5年多时间交给了文联，为上海文联的新发展倾其全力。钟望阳同志令我肃然起敬，在他主政文联的那段时光，也成为我人生经历中的美好回忆，故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在上海文联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特撰小文以资纪念。（2010年10月9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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