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我从清心女中高中毕业。经学校历史老师秦铨中的介绍找到新四军在上海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1942年8月5日，我们一行6个学生在组织的安排下，由一位姓徐的交通员带着我们越过敌伪的重重封锁，到达新四军一分区的所在地南通。我和洛尉，叶林留在四分区的报社《江海报》工作。
初到解放区，心情特别激动，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们可以高声唱歌，可以倾心交谈。把在上海时那种小心紧慎的压抑情绪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江海报》大概有二十几位同志，当时报社社长是樊发源。那是一份四开四页的报纸。每二三天出一期。如有胜利捷报，另出号外。我被分配刻钢板。每天晚上我们在一支微弱的烛光下刻写稿子。一张蜡纸每次只能印六七十份，因此每次出版的报纸也只有六七十份。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有时行军到宿营地，老乡家也没有多余的房子让我们住，我们就抱一捆稻草在外露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吃的粮食是当地产的元麦，很难下咽。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只能吃老乡家腌的咸菜，偶尔能买到一些辣椒，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
1943年4月，组织上调我和洛尉去浙东根据地，我们捻转上海，
乘船到了宁波。又从宁波换了小船到了陆家埠。在一位交通员的带领下，我们找到浙东支队（三五支队）的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宣传部的张瑞昌部长。第二天，我们被分配到《新浙东报》报社，我的工作仍然是刻钢板。我们报社有好几次从油印改为铅印，又从铅印改为油印，
这取决于根据地扩大或缩小。我们的印刷厂建在一个山坳里，报社在梁弄镇，有一段时期，我负责校对并看大样，经常一个人提个小灯笼
走三十多里山路到编辑部取稿。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部队奉命北撤。我和一部分同志坐海船经过崇明岛到达江苏启东，与大部队汇合后一路向北撤退。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围攻，我们边打边撤，三个月后到达山东根据地。我们的部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
我被分配在《前锋报》工作。在编辑部当编辑。社长是王平夷。
主要负责收听编辑国际新闻。因为我就读的清心中学是教会中学，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这期间，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白天工作，睡眠时间很少。我的工作时而当编辑，时而刻钢板，还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通联工作（即负责与前线的记者和通讯员的联络工作）。
1948年下半年我因病住院，病愈后，老部队已南下，我被组织分配到华北军区政治部的战地报社工作。
1949年1月随大部队进入北京。在北京，我采访了第一届全国妇代会和第一届全国青代会。并随上海的代表一起南下，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1949年5月27日回到了我阔别多年的上海。
附：解放后，胡修亚曾经在23军《战地报》报社，新华社九兵团分社工作过，曾被派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工作。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际部工作直至离休。1986年离休后被派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1991年回京。现仍健在，今年89周岁
（庞建华摘自《胡修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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