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明，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这个在安徽省来安县皖东革命烈士陵园安息的抗战英烈，虽然在世上仅活了短暂的26年，但他在皖南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为我党培养革命力量，在我军政工战线上作出了贡献。他为革命创建的业绩，将永远为世人传颂。
参军抗日，领导干革命
皖南地区是一片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锦绣山河，也是一块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的革命热土。1919年1月徐康明就出生在安徽寿县李山乡的一个叫徐家围子的地方，其父徐冠军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正直善良，悬壶济世，救治了不少乡民。在父亲的安排下，年幼的徐康明在清朝最后一届秀才徐芝香家就读私塾。“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了我国的东北，1936年，17岁的徐康明就奔赴延安寻找抗日队伍。“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员曹云露和张如屏从延安返回寿县在瓦埠湖一带宣传抗日，重新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叫方杨大队。在延安入党后返乡的徐康明就参加了这支队伍。
第一路军于1938年4月在寿县成立，指挥部设于保义集，由爱国将领石寅生任指挥，程华亭任副指挥，番号为“安徽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全军约2万人，下编七个支队，三个直属队和一个教导大队。教导大队队部设在荼庵集的大庙里，每期培训军官200多名。教导大队成立时，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就派徐康明（徐宏谷）、杨卓群等几位有能力的共产党员投考教导大队，有计划地培养、团结和联系进步青年。这期间，中共皖北中心县委书记黄岩曾到教导大队给队员们授课，向队员们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全国形势，希望大家同心同德，抗战到底。徐康明、杨卓群在教导大队里发展了近10名党员，并秘密成立了中共特支，任命徐康明为支部书记，杨岩为组织委员，杨卓群为宣传委员。以使这支民众武装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把它变成团结和联系进步青年的一个阵地。
1938年冬，在省动委会的帮助下，寿县建立省委托第八工作团，团长由中共皖北中心县委委员董积贤担任。1939年初，任县委巡视员的徐康明同志，受县委委派同曹定律一起到安徽省动委会第八委托工作团。曹定律同志任团长，徐康明同志任副团长，负责党的支部工作。该团都是共产党员，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他出色完成党组织委派给他组织进步学生参加抗日队伍，在家乡进行抗日宣传等一系列抗战救国活动的工作。
1939年5月，寿县形势进一步紧张，根据上级指示，涂中庸、赵筹率领安徽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三直属大队留在地方的部分武装撤到皖东。寿县县委一度中止活动。到1939年秋，苏皖省委为了发动后方群众，一面坚持抗日，一面同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省委派马曙回寿县整顿党组织，恢复县委，由马曙任寿县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子均任宣传部长，张浙（张正杰）任统战部长，徐康明任民运部长。中共寿县县委研究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问题，决定整顿组织，划小支部减少活动，加强对党员气节教育；要求党员以公开职业作掩护，秘密组织武装，团结进步人士和群众，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继续坚持反顽斗争。
1939年—1940年新四军二师在淮南路西以定远为中心，在七八个县的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又称为路西地委。具体地址在藕塘镇。徐康明先在地委警卫连任指导员，又任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独立一团政委，后到四地委和路西军分区任组织科长。当时黄岩任党的书记。杨刚最后一次见到徐康明同志是在日本投降前的初夏。徐康明是某个团的团政委，带了一个营到寿县一个叫枣林铺的镇子，部队驻在一个种田人家里。杨刚当时是寿县县委组织部长兼区委书记。知道徐康明来了，杨刚就赶去看他，他当时穿着一身灰军服。当年那一帮年轻的同志中，徐康明进地委工作时间比较早，组织协调能力比较强，比较有威信。这是大家公认的。
知人善用，智破敌口供
六安地区在李立三极“左”时期曾搞过一次瓦埠暴动，暴动暴露了党的组织和力量，结果被捕的被捕、跑散的跑散。经过考验，组织上把徐康明、杨卓群和杨岩三位党员同志派到国民党石寅生的部队里工作。这个部队是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所属的教导大队。杜未然曾在1941年底到1942年中的一段时间与徐康明共事过。杜未然说：“徐康明看上去不苟言笑，实际上待人诚恳，热情，对熟悉的人无话不谈。”当时杜未然在皖东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侦察科当科长。路西联防司令部有5独立团，徐康明在独立一团当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一团在5个团里比较大，下属七个连，没有营的编制，每个连有2挺轻机枪，火力算是比较强的。因为团长主要负责县里工作，所以一团主要由徐康明当家，他也兼一些地方工作。
有一天徐康明告诉杜未然：“七连抓了一批俘虏，是汪精卫的兵，中间有一个老家伙，据说是一个副师长，但他死活不承认。请你来审一审。”杜未然早就听说这是件棘手的案子，于是急着说：“老徐，上级派过两个特派员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把这个烫山芋扔给我了，是不是想出你老战友的丑啊。”
“哪能呢，听说你是审案专家，我这是知人善用啊。”徐康明不紧不慢地说。出于对老战友的信任，杜未然硬着头皮上了。其实这回徐康明用对人了，杜未然在一团的职务是政治处主任、特派员、总支书记、军政委员会书记，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果不其然，杜未然搞的是疲劳战，张干事年纪比较经，负责白天审讯，杜未然负责夜里审讯。每天夜里轮到杜未然审讯时，徐康明就躺在后面的床上，双手交叉枕着头，帽子盖在眼睛上面，听杜未然审讯。一连审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一直问到天快亮了，就看到这个俘虏直出冷汗，汗有黄豆大，杜未然觉得他心虚了，有希望。于是，杜未然再次给他交待了政策。俘虏想了想就说道：“在下，确是个副师长。”这时，徐康明跳了起来，对着这个俘虏说：“你承认了！”他说：“我承认。”终于撬开了敌人的嘴。上级表扬了杜未然，当然徐康明脸上也有光，因为他知人善用。
珍爱战友，救人显真情
徐康明待同志亲如手足，1938年7月，杨岩突然得了恶性痢疾，高烧不止，上吐下泄，严重时甚至拉血。杨岩是徐康明的亲密战友。当时当地流传这么一首民谣：“寿县有三杰：徐康明，杨岩，杨卓群。”可见三人情谊之深。徐康明见了非常焦急，父亲是中医，自己耳濡目染也略懂一二，于是先买西瓜给杨岩吃，吃了不管用，再服草药也不管用，眼看战友病情加重，康明急了，看来要治战友急病，就只有去请父亲了。可铜城离李山乡有20多里山路，当时天将黑了，如拖到明天，战友性命且将难保。于是，徐康明扶着杨岩一瘸一拐前往李山庙，一路上连扶带架，走到一片高梁地，地里有淹过膝盖深的水。杨岩实在走不动了，徐康明就背起杨岩往前走，一直护送杨岩到家，然后他立即找来父亲——老中医徐冠军，老中医药到病除，杨岩终于转危为安。解放后任国家农委党组书记的杨岩经常对程晓明提起这件事。他动情地说，“正是你父亲、你爷爷救了我一命，不然，哪有我的今天。”
杨岩在徐家治病整整一个月，痊愈后，杨岩就到铜城，参加了省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为了澄清证明这一段历史，文革时期，有人诬告杨岩脱党，造反派还去安徽寿县调查杨岩。徐冠军那时还健在，在当地享有威望，他如实地为杨岩那段历史做了证明，还主动向造反派介绍了杨岩父亲因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历史，免除了儿子战友杨岩蒙受不白之冤。
壮烈牺牲，伟业憾长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徐康明、杨卓群、杨岩三人被任命为三个独立团的政委，去接收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区。徐康明去凤阳，杨卓群去定远，杨岩去滁县。杨岩和杨卓群的队伍当时还未组建，只有徐康明有一部分队伍。8月份徐康明带部队去张桥进攻拒不向我军投降的鬼子，临走时，他把写的大约有十几张纸的自传，交给杨岩保存，杨岩就放在自己的皮包里。1946年初，徐康明从前线回来后，已接任二师六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做民运工作的巡视员黄敏从定远回来，路过三官集，告诉徐康明妻子陈少欣：徐康明生病了，住在医务所。当天下午陈少欣就赶去看他，连年征战丈夫又瘦又黑，还发着高烧。少欣心痛欲绝。康明对少欣说：“热度太高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没有通知你。”他边讲边咳嗽，痰里有血，而且越来越厉害。
正好杨岩也刚从滁县组织队伍回来，看到徐康明病了，就问他怎么回事。徐康明说，几次来回穿越封锁线受了凉，可能是背上发的一个节结引起的，还给杨岩看那个节结，说没什么关系，就没有认真去治。其实，那就是大叶肺炎的典型症状。过了几天，等到第二次杨岩再从滁县到藕塘看到徐康明时，病情已经严重了。他对杨岩说：不知怎么耳朵里出血。想吃桔子。当时新四军医院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对康明的病，组织上很重视，先是程官臣军医看的，后来郭光华院长和方里军医都来诊治过。当时天气比较凉，正值八月十五的前几天，有时还下雨。他睡在窗户下面，窗户没窗，只有一个框。医生诊断出是大叶肺炎。杨岩连忙去问地委卫生院的郭光华院长：“能不能治好。”郭光华说：“主要是没有药，要有盘尼西林就好了。”
为此，杨岩非常焦急，他和徐康明，那可是过命交情，当初就是徐康明背他走了20多里路才救了他的命，如今徐康明生病了，杨岩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他请交通员从南京搞一点盘尼西林和桔子来。不久，交通员带来了四听桔子罐头，盘尼西林却被敌人封锁了带不出来。杨岩再去看徐康明时，徐的病情越来越重了。给他吃桔子他也吃不下了，高烧不退，神智不清，乱说胡话。最后康明拉着妻子的手说：“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说完就失去了知觉。到9点钟，听到他喉咙里的痰呼拉拉的响，方医生问少欣：“还要不要打针？”少欣说：“不要打了，救不活了，药品很宝贵，留给其他同志吧。”关键时刻表现出陈少欣同志坚强的党性。过了一会，徐康明同志因病去世了。少欣失声痛哭，抽泣着帮丈夫擦了身体，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当时在场的有徐康明的妻子陈少欣，杨卓群的妻子苏兴，杨岩的妻子范培琪。许康明、杨卓群，杨岩，他们仨是一同参加革命的同乡，平时友谊也最深。
同志们将徐康明的遗体抱进一具简陋的棺材里，抬到外面的山坡上掩埋了。三天后少欣三姐妹到坟上去看康明，失声恸哭。杨岩回到前线后不久，就接到电话：“徐康明同志去世了。”听此噩耗，杨岩怔住了，忽又想起徐康明那份自传还保存在自己这里，第一次撤退时还在，1946年第二次撤退时为了轻装，许多东西都打了埋伏，杨岩把整个皮包都埋到地里了，里面除了徐康明的自传，还有杨岩的自传和照片等东西。以后部队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地方，杨岩也记不住埋在什么地方了，这些东西也就永远找不到了。
1946年2月12日晚上七点，陈少欣在市委招待所生下了徐康明的孩子，因为是康明的遗腹子，就取名叫明遗。明儿用的奶瓶是洪克平给的，专员郑抱真给了八百万生活费。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就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有空的时候才能去看一次。有一次陈庆先司令员来检查工作。他问及徐康明孩子的情况，少欣就如实说了。他听了以后就说：“对于革命的后代，国民党是要斩草除根的。孩子放在那里不妥当，你要带着走。你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行军时让挑夫挑着孩子和文件走。”并指示警卫员道：“你现在就骑马去把孩子接回来。”并重新安排了少欣的工作，去十二纵卫生队当指导员。从此就有一个挑夫始终跟着少欣，不论行军到哪里他总是挑着孩子和文件。少欣和孩子就再也没有分开过。1949年少欣和同部队的程健恒同志结了婚，“徐明遗”就改名为现在的“程晓明”了。
谦和低调睿智，坚韧不拔忠诚，是共产党员，新四军某独立团政委徐康明同志一生的写照。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对战友满腔热情，信仰坚定，不畏艰苦的优秀共产党员徐康明同志年仅26岁就为革命事业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他生前战友每当回忆他功绩时，均赞不绝口。徐康明同志是从爱国、正义感起步，在腥风血雨的战争环境中，熏陶与锤炼，爱国、爱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对国家苦难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聆听完程晓明的介绍，让笔者大致绘出徐康明同志革命一生轮廓：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无条件服从革命需要，真正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奔波、奋斗、流血、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永远学习的革命榜样。(薛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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