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诸敏（1921—1999），也许，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称为将领，因为他在“文革”前的授衔中，仅被评为大校。但他辞世以后，很多要员都对他表示了尊重，甚至是敬重。比如张万年、赵朴初、张爱萍、莫文骅、贺晋年、谭启龙、薛驹、刘述卿等等父亲的生前领导、友好送来了花圈。迟浩田、黄新廷、邓家泰、吕炳奎等很多领导又亲赴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最后送行。赵朴初伯伯访港归来后，得知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马上亲笔写下了如下大幅挽联：
与君兄弟结交六十年前薪胆同仇为抗日
叹我耄耋远游三千里外噩耗归闻痛逝川
时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后来还亲笔写了大幅挽联：
诸敏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因我父亲离休前曾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正兵团），如果赶上恢复授衔，是可以评为中将的。（但后来军队取消了兵团建制，正兵团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我注。）
随后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亲笔为《难忘的足迹——诸敏文集》封面上的“诸敏文集”题了字。
两位国防部长都为父亲郑重地动了笔墨，这让我一直感到震撼。
昔在辽沈战役中，领导四纵队在塔山顽强阻敌六昼夜的莫文骅老将军，得知父亲去世后，立即手书了大幅挽联：
终生勤奋为人民
并且不顾89岁的高龄，亲自上门，送到了母亲的手中。波澜壮阔的电影《辽沈战役》我看了，在《莫文骅回忆录》里莫老这样写道：“坚守塔山堡的34团1连，这个连战前有178人，经过这场恶战，我看到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仅有7个人了。”父亲能得到莫老这样的尊重，我个人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甚至太难得，因为在军中，莫老是很见多识广的人物。再就是父亲同莫老曾由于一定的政见不同，俩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不和，而且很长期。
坦率地讲，我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对他有所认识的。但即使到了前几年，我对他的认识仍远不到位，这不排除“仆人眼中无英雄”一语的作梗。直到近来，我才比较清楚地体会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下面就让我讲一下他的故事。
勇敢有谋
父亲生前几次对我讲：在战争年代，指挥员如果怕死，就绝对当不好指挥员，因为战士根本看不起你。并说：那时如果怕死，也根本当不上指挥员。
父亲于1949年1月担任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当时担任秘书的肖强叔叔在书中写道：“同年3月，当部队第一次进攻天台县城时，诸敏同志亲自率领突击队，率先冲进敌人的营房。这时，敌人扔来的一颗手榴弹落在诸敏同志身旁，千钧一发之际，通讯员周仕福用尽浑身之力把它踢开，保护了首长生命安全。就在几乎同时，邱康超同志被敌人从窗口射出的子弹击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正是这种身先士卒，华东军区把“作战勇敢，带头冲锋”作为鉴定，写入了父亲的档案。
1949年5月，父亲作为纵队的五位主要领导之一，率部完成了解放绍兴等战斗。
肖强叔叔在书中还有如下描写：“诸敏同志身体结实，目光炯炯有神，穿戴十分整齐和庄严，具有一副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他主张革命军人要在精神面貌和仪容上都压倒一切反动军队。另一方面，他文笔流畅，书法有功底，讲话做报告开门见山，有的放矢，条理清楚，生动深刻。无怪乎当年的浙东军民普遍称颂诸敏同志为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1950年12月，父亲担任了宁波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从外行变内行
1952年9月，父亲奉命调任洛阳装甲兵第四战车编练基地副政治委员。父亲当时舍不得离开浙东，因为他熟悉那里的部队，而装甲兵技术复杂，他怕胜任不了。但由于他17岁时取得了汽车驾驶执照，已埋下了这次变动的伏笔。因为当时组建中的军委装甲兵，很看好会开车的干部。是冬，军委装甲兵开工作会时，父亲被人介绍给许光达司令员，许司令亲切地和父亲握手，并说：“好啊！到四基地工作嘛，欢迎你来装甲兵，我们共同建设这个兵种！”
我个人觉得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光达司令员的注意，这是父亲的荣耀。但要真正有作为，在工作上你得真顶事才行啊。
从此，父亲下定决心，要改变“门外汉”状况。白天他一有时间就请教员、教练员做讲解，抽时间去车场实车摸索，有时口袋里装个馒头充饥。父亲曾讲开坦克是很消耗体力的。晚上他找来专业技术书籍、资料，一点一点地啃。节假日父亲更是全力以赴研究、掌握坦克上的各项技术。工夫不负有心人，父亲最终获得了T—34型坦克驾驶证书和坦克炮射击一等奖。这在同级领导中是罕见的。
毛主席讲过：“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我母亲回忆说：他（指我父亲）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1956年，父亲调任第三坦克学校政治委员。1961年，父亲去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在一百多名学员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父亲曾讲：前七名由叶剑英元帅签发毕业证，并转交各兵种。
恐怕正是这一优异成绩，引发了许光达司令员把父亲破格提为正军职，担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1962年9月）的。这在当时的全军都是不小的轰动，因为正军职是要少将衔的人担任的，而那个时代是少有破格的。
但父亲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主要是在技术方面。工作上，他一方面提醒大家：“许司令强调，要在汗水中练出过硬的真本领。”一方面他带头钻研技术。他向曾留学前苏联学坦克技术的、时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麻志皓伯伯，以及丁铁石伯伯、秋峰叔叔等请教，并完成了驾驶T—54改进型坦克从长辛店附近的槐树岭到房山的往返。父亲在参与组织领导装甲兵核效应和水陆坦克横渡长江天险等重大科研项目的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6月，父亲调任军委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至此父亲可以说是已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综观父亲的一生，他主要是靠自学成材的，因为他在1937年6月就当兵了。
政治敏锐
“文革”前，全军开展批判彭德怀的运动，那样的政治形势，使得许光达司令员不得已让父亲主笔为兵种写一篇批判稿。批彭老总，父亲是不情愿的，但又不能不写。父亲在文中巧妙地引用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蒙受冤狱，父亲是想借此为彭老总鸣不平。师范出身的许大将当然看出了其中的端倪，默不作声地没有采用该文。
“文革”初，跟着林彪走的黄志勇（后来的军委装甲兵政治委员）曾只身到我们家对我父亲单独讲：“老诸，邱相田（时任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我注）被打倒了，你是第一副主任，你应该跟我走哇！”父亲断然拒绝了。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赵朴初伯伯要参加民主党派会议，也要就“批邓”发言、表态。赵伯伯内心很不愿意，便找我父亲商量怎么办。父亲出主意说：“前面敷衍两句，后面可以借用司马迁的一句话‘看人要看最后’么！”事后有的人对赵伯伯说：“你当时‘批邓’的发言是话中有话啊！”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去一个单位作报告。下面有人递上条子问父亲：你对“文革”怎么看？父亲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全盘否定！”这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有人向总政写信告状，但父亲泰然处之。后来，党中央的决议证明了父亲的回答是正确的。
往事依依
1974年暑假，哥哥和我与父亲相别已六年了。由于申请子女探视很难被批准，母亲毅然决定“先斩后奏”，直接带我俩去湖北的“五七干校”，看望劳改中的父亲。父亲当时仍戴着“叛徒”、“假党员”、“军委装甲兵5.16黑后台”、“许光达的干将”等数顶政治帽子。
到达目的地后，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可能在那边的猪圈干活，你去看看。”我快步跑了过去。
见他双手扶着圈墙专心地看着吃食的牲畜，我大声喊道：“爸爸”，父亲转过身来凝视这个别前矮他半头，而今高他半头的我达十秒钟，之后，由慢而快、激动并用带有询问的口气说道：“你是晓红吗？”父亲确实不那么肯定是我了。
父亲的住房在几排平房中的一栋里，位置在最东头。当天傍晚，父亲指着我们所住平房东墙上用石灰写的大标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很大声地对哥哥和我说：你们如果判断不了哪间房是我们家？就找这幅大标语好了！
这幅标语的内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是关押我父亲的人有意为之，因为他们认为父亲顽固不认罪，就用此法教训他。父亲则用上面的方式做了回敬。
已加入海淀体校练短跑的我，第二天一大早，出门跑步。不想父亲一直在后面跟着我跑。那天我们跑了大致5000米。之后，父亲用深井中的凉水洗冷水澡，最后，还用整桶的水从头浇到脚！一天之内就让我深刻体会到：父亲是一位体力颇佳、虎虎有生气、很有毅力的人，真是硬骨头的人啊！
父亲像是要补偿由于“文革”所影响的父爱，利用周末领我们打了几次乒乓球。没想到，我这个校队队员同他交手一百多局，竟然是全负。太没有想到了！这引发了我的深思，毕竟父亲年长我39岁的。我领悟到：今后必须认真打好每一球，而且必须改进技术。再就是领先再多也不能大意，落后再多也不能松劲。我想父亲如此不给情面，确是有心为之。
父亲还想方设法带哥哥和我，到周边的一个大湖游了一次泳，并一再嘱咐我俩：游泳同样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要多参与，要学好。
在父亲的引导下，对长跑、冷水澡、乒乓球、游泳的爱好真帮我度过了几次难关，比如亚健康等。很值得一提的是去冬以来，我加盟了颐和园昆明湖冬泳队，使我的健康发生了质变。只单说两件事：今年6月12日在北京冬泳俱乐部举行的比赛中，我获得50米仰泳第二。7月10日我从颐和园到长春桥，用仰泳不间断游了往返，直线游程5520米。而且冬泳群体大多意志坚强，不少人多才多艺，使我从中学到甚多！我现在简直是天天盼望去冬泳，因为可以提升生活质量。如果不是父亲的影响，这些恐怕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在此我还想说一件事：大概在1973年夏，父亲曾专门寄给哥哥和我各10元钱，让我俩各买一条游泳裤和一个乒乓球拍。处在千里之外，又在囹圄处境中的父亲，能这样认真关心我俩的健康成长，真是应了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以及父爱如山。
父亲在关心我们体育锻炼的同时，还注意我们的文化学习。在写信和作文上，父亲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教育我：“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后来我在阅读《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发现毛主席很看重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并进一步说道：“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真要感谢父亲的启蒙。
针对我的钢笔字写得拘谨、呆板，父亲还耐心地对我讲：“要注意不要把字写成印刷体，要写活些，要学行书。”新近几年我深刻认识到，写字确可修身养性，在他人优良的书法作品中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而且字画是不分的。现在数字173频道是书画频道，我坚持收看王正良的硬笔行书讲座。王羲之的《兰亭序》、岳飞书写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以及启功、黄宾虹、赵朴初的字，我都非常喜欢观赏。我还喜欢临摹黄若舟的硬笔字帖。书法使我的生活充实、丰富，同时还引发了我对名画的观赏，这些真要感谢父亲当年的用心良苦。
最钦佩的事
父亲做的最让我钦佩的事发生在1979年。那年1月他刚被彻底平反，恢复原职务。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作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动员报告。会后，父亲马上果敢地向军委打了参战报告，而且是连续打了4次！父亲最终成行了。
父亲率领50名营以上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并担任党委书记，代表军委装甲兵，驱车深入对方境内30公里，对我42军、55军、41军和广州军区的坦克部队，进行战地慰问。
返京后，父亲却从不多讲一句这次生死之行的经历。还是在上海的二伯父了解父亲，把一封父亲寄给他的信转给了我们。记得父亲在信中说道：由于敌人很善战，所以在几个地段，他不得不把手枪中的子弹推上了膛。
记得谢晋导演后来拍过一部很感人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打仗一点都不好玩，实际是极其危险的。我个人是绝对达不到我父亲的境界的。从那每每想到这件事，内心就充满了对父亲的钦佩。快60岁的人了，重上前线，父亲用行动，向我这个做儿子的解释了何谓英雄气概！
结束语
在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聆听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贝多芬是一位具有崇高精神追求、负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以雄伟的气魄、高贵的品格，创造了这部充满排山倒海般宏伟气势的交响曲。在该曲中，其实贝多芬并没有讲多少命运，而是强调了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的英雄精神。因为命运安排一个人总是一帆风顺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他用音符的激烈冲撞，来表达毫不气馁、不屈不挠和顽强到底的战斗精神。我想只要人类存在，就需要英雄精神。
写作过程中，我还充满喜悦地聆听了歌剧《卡门》中第二、三幕之间的间奏曲。该曲展示了比才非凡的才华，同时又是极为美妙的：在柔和的竖琴伴奏下，长笛呈示的主题轻巧优美，带有着浓郁的牧歌风味。这是一首极其富有温情的乐曲。我之所以甚喜爱这首极品，是因为人间是不能少了温情的。英雄不仅勇于战斗，还应有着美好的内心世界，以及美好的情感。
我不时充满激动地聆听这首间奏曲，因为听中常会让我想起父亲——仿佛又看到了热情又刚毅、豪放又镇定、机敏又大度、聪慧又刻苦、威仪又真诚、严厉又温情、偶尔会苛刻但又毫无恶意的他。最重要的是让我觉得冥冥之中能拉近已在天国的父亲和我之间的距离。
后记
今夏7月15日，我萌发了要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内容范围从1949年到1980年间。父亲去世那年，我仅用3天时间写出了悼念文章《芳草碧连天》，不久即被《人民日报》网络版登出（现用“芳草碧连天诸晓红”做检索词，通过百度，仍可查阅）。但这一次，3个多月过去，我却迟迟动不了笔。有时是感到取舍、提炼和组合的难度太大；有时恐怕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作用，即不知道这些内容到底值不值得写出来。
在细读了我亲二伯父周克撰写的《风雨七十年》（文汇出版社出版）、《难忘的足迹——诸敏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肖强著的《风暴中成长——浙东游击战争回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浙南研究分会三北大组编）3本书后，我决定要像对待一次挑战一样完成本稿。历经近四个半月，终于完成了全文。需要说明的是：文中重要史实全部取自以上3本书，以及上面提到的《芳草碧连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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