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工作。我的老家在浦东祝桥，距张闻天的故居不远，我的伯父早已在张闻天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父亲与张闻天的妻弟是好兄弟，人称陈小弟、卫小弟。1928年起，伯父让我父亲和卫小弟也参与了地下党的工作，以捕鱼为职业掩护，帮助传递情报与联络。因领导渔民抗捐斗争，1933年伯父在南汇被捕，以“政治犯”死于狱中。1935年，父亲与卫小弟在上海四马路地下党处所加入了共青团，之后转为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浦东地区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父亲加入了“农抗二中”任区队副，延续到后来就是连伯生部队、朱亚民部队，浦东老一辈人都称他们是“三五支队”。解放战争中，父亲属于三野的叶飞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渡江时他是20军辎重营副营长，进入上海后转业到嵩山公安分局工作，以后辗转调到南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成了南汇县最早的两位离休干部之一。
烽火岁月，使他有着一身的伤病。我小时候，常被父亲带去惠南浴室洗澡。看到父亲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两腿上的伤疤最多，父亲讲述着一个一个的故事。其中小腹沟深深的枪眼最明显，父亲说，那时候，肠子都流出来了，但还不能撤，把肠子往里塞一塞，继续打下去。父亲的眼睛一直不太好，父亲说，那是在淮海战役打扫战场时，战友不小心碰响了炸药，现场人都变成了“黑人”，从此眼睛就出了问题。父亲的耳朵听觉也差，他说在莱芜战役时，他们坚守弹药库，敌人摸上来了，只打枪不行，就一拉炸药包向下扔，一仗下来，都听不见声音了。父亲打仗时，胆大心细，在浦东打游击时，有一次部队难得的聚餐，但敌人来了，敌强我弱，大家只能快速撤离，留下父亲拿着机抢作掩护。父亲打开后窗，边扫射边抓起桌上刚烧好的红烧肉吃，一碗肉全吃下去了，临走时把煮鸡蛋放满了衣服各个口袋。晚上赶到队伍的新住地，大家很饿，而父亲就拿出鸡蛋给大家吃，乐着说，就是死了也是个饱鬼。
父亲说，战争年代，我们没有老百姓的掩护，早就不存在了。抗战时，有一次，六灶的老渔民冯凤山，看到日伪军抓到了一个部队上的人，正向部队驻地方向行进。老渔民扔下鱼船，抄小路抢先到达部队所在地，使部队提前转移。在浦东的奉南川三县这么小的地域，我们部队能及时了解到敌人的动向，敌人却很难找到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依靠了老百姓。我们游击队没有医院，伤员都是住在老百姓家中。到了一个村庄，就有老百姓把藏着的粮食拿出来给我们做饭吃。
我小时候，常有人来家里，大多数是浦东农村里的人，而且大都要吃午饭的。有人叫父亲“陈首长”，有人叫父亲“陈科长”“陈站长”，也有叫“老陈”的。有时父亲不在，也会有人来，而“文革”开始后，来的人更多更频繁了。父亲对母亲说，他们都是过去帮过我们部队的人，他们有吃的，就有我们吃的，现在我们进城了，他们的生活还有困难，一定要善待。母亲总是要把来人的空瓶打满酱油，或给点其它什么生活小物品。每天做午饭，总是一大锅，如果今天没人来，就留着当晚饭。那时候每家口粮有定额，经常搞得家里粮食不够吃，有些农村的亲戚朋友有时也送一些大米或杂粮来接济我家。父亲虽然工资不算低，但往往还没到下个月五号发工资，母亲手里已经没钱买菜了。所以，父母亲没有任何积蓄。“文革”中大搞极“左”路线，一大批人受冤枉，许多人因为帮助过地下党游击队，却遭到打击，说你帮助敌伪和土匪，都来找我父亲要求作证，有一段时期，没人来的日子没有，一下子来几个人的常有。大家一起回忆过去的那些事，我不上学的时候，也在一边听着。父亲很热心，有求必应，自己知道的，一定当场答应帮助，自己不清楚的，就转介绍他们去找其它相关的老同志。后来，我也能写写了，就常常抓我的差，写一下情况反映或证明信，他再签字。因为他没读过书，只是解放后去松江的干部扫盲班认了点字。但他学习很努力，能描花一般写一些我能看懂的字，离休后，他写了一些回忆文稿，说留给我以后帮他整理出来，只是我至今还在为生存而奋斗，还没时间去打开整理。
父亲曾告诉我，他们在五、六十年代下去工作时，自带干粮出门，一辆自家的自行车，跑了不少路。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晚上，母亲给父亲在煤炉上摊饼子的事。其实，老一辈的革命者，包括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那一批干部，总体给我的印象都不错。记得七、八十年代，我在上海纺织局下属工厂工作，当时，纺织局领导（国家厅局级干部）来厂公务，是自己到职工食堂去排队自买饭菜，与职工一样吃。那时候，纺织局的饭菜票在全局各单位通用，我们叫它“局饭票”。
纺织行业的不景气是改革开放后的转型之阵痛，所谓“壮士断臂求生存”，我们的“牺牲”，才使经济更好地转型。当时，我也可以托关系去找好一些的工作，跳出纺织。父亲过去的通信员已是省军级的高干了，再说他在南汇当地也是资格最老的离休干部，但他不去找关系，也不让我离开，说是国营工厂培养了你，现在需要你在困难当中做事，就要坚持。自此，我就没有再去找什么好单位。而今，原国企早就不存在，找工作的年龄也早就不是了，虽然后来也去民营企业工作过，但都不甚理想。艰难曲折，最终，我遇上了汤臣倍健，走上了自主开店的创业路。
近来，人们对十八大以后的变化，特别是党和政府在清廉和作风方面的变化感受颇深。作为老革命的后代，我觉得，这种变，其实只是一种恢复，是在恢复优良的传统，是一种“不变”。在这变与不变中，中国看到了希望！我相信，最终会受益于我们每一位老百姓。
陈福 作于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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