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21年出身于山东蒙阴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好读，倾向进步。1938年8月他就读的泰安一中遭日军轰炸，17岁的他当即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部队首长见他有文化，又聪明干练，便培养他参加野战部队电讯班，学习收发电报。由于日、伪、顽对抗日根据地采取分割封锁、围攻堵截，战区情势瞬息万变，无线电台是当时部队最主要的通讯工具。只在电训班学了两月的父亲被分配到某野战营部队担任报务员。
1939年1月，王营长带领一支小分队去一个高地执行侦察任务，父亲背电台紧随。因为刚截获敌人一份重要情报，需要及时发回师部首长。然而，电台不响了，估计被日军炸弹震坏了。怎么办？王营长急得团团转，命令父亲无论如何要修好电台。然而两个月的集训，就简单学了点收发电报，哪会修理啊？可想到这份情报是用两位战友的生命换来的，“我一定要想法修好”。父亲冷静沉着，试着小心拆开电磁板、绕线圈，仔细回忆在电讯班时学到的每个技术要领。经焊断线、换电磁等一点点捣鼓，嗨，有声音了！但信号太弱，还是发不了电文，怎么办？爱动脑筋的父亲提着报话机“嗖嗖”地往山顶跑，一口气跑了近一个小时才接近山顶，在树丛间架起天线。果然信号强多了，嘟嘟嘟的发报声又清晰又有力，接到小分队情报，指挥部及时调整部署，为胜利歼灭日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此，部队为父亲荣记二等功并火线入党。
1940年隆冬的一天，山东巨野气温下降至零下5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温暖的被子里早已酣然入梦。此时，父亲和战友们正在野战军某机房里，忙碌地收发各种电报；邻近台战友小敏，正在向军区发一份350组字特急机密电报，电报刚发到第10组字时，对方电台要求发快些，这个战友是新报务员，为了发快电报急得脸红脖子粗，父亲见此，接过他手中的电键准备代他拍发电报，当父亲戴上耳机听到对方电台声音后，发觉和往常军区电台声音不一样，立即发了一句无线电暗语询问，对方电台却毫无反应，父亲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台长。台长意识到一定是敌电台，命令父亲用假电报继续发报迷惑敌人，并立即报告巨野公安局。当父亲将电报发到37组字时，敌电台再次要求快发，狡猾的敌人却关上发报抄收电报，敌电台电波也随之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公安局无法测定到敌台方位。为了配合公安部门侦破，父亲在发报过程中不断地变换各种手法，时而快发“频率有变”，时而慢发“蜻蜓点水”，增加敌人抄收电报的难度，敌电台不得已只好长时间打开发报机抄收电报。敌人在抄收电报时不厌其烦地要求重发，有时一组字码要重发几遍。父亲用这种方法迷惑敌人，拖延时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电报刚发到180组字，电讯组已测定到敌人无线电台方位在菏泽郊区，要求父亲继续发报迷惑敌人。公安局出动数十辆摩托车，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积极的配合下很快将日寇间谍一举抓获。
1941年5月，我曾祖父去世，经批准，父亲前往老家奔丧。由于当时战事恶化，完事后已无法返回部队。无奈之下，父亲即转为地方参加抗日工作。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训练武装力量，团结带领家乡人民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艰苦岁月磨练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增强了他对敌斗争的才干，组织上经过考验，再次批准他入党。职务从县大队长、区武装部长、到蒙阴县县长、区组织部长等职。那年，他担任区武装部长。腰挎双枪，且枪法奇准，多次组织炸毁伪炮楼、伏击敌伪军，有力配合了我山东省委对敌斗争的部署。有一次，父亲在沂南组织干部开会，由于汉奸出卖，拂晓前，一百多鬼子包围了沂南，闻讯后，父亲当即中止会议，拔出双枪，说一声：“分头突围，冲出去。”冒着呼啸的子弹，父亲率领战友忽而钻高粱地忽而爬陡坡，仗着对地形熟悉和夜幕的掩护，奇迹般冲出了敌人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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