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董文英

Admin 发表于2016-02-21 21:16:59
我母亲(1912——1987),姓董,名文英,劈片石子村人。
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厚道,性格温顺,能团结人、体贴人、帮助人。虽然没有文化,但行为略显高雅、文明、不粗俗。
母亲的一生,给子女树立了良好的学习和做人的榜样,回忆起来,最值得晚辈们永远仿效和受邻里称道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勤劳
我母亲十六岁进我们家时,家里很穷,是西波池地主魏修能家的佃户。
我父亲从年轻时就不喜欢种地,常年在外边做买卖和当干部,很少照顾家务。我祖父母又都是积劳成疾,失去劳动能力,需要人照顾的老人,加上我们姐弟八个(后因病少亡三个),上有老、下有小,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操劳。不仅浆洗、缝补、理家做饭全靠她,有空还得去坡下干些农活。对一个小脚妇女来说,她身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我母亲,每天早上鸡叫就起床,夜里很晚还不能休息。那时我父亲不仅是村主要干部,还开小卖部、搞缫丝、加工棉花、开染坊、开油坊等,经常雇请一些人帮工,少时三五个,多时十几个人,这些人的吃喝都靠母亲操办,还时常有客户来家,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来,母亲都随时炒菜做饭热情招待,家里没有三天不来客人的时候。
另外,因父亲的关系,战争年代,我家里还经常养护着一批一批伤病员和地下工作者,也都靠母亲安排食宿和化妆掩护。不管多忙多累母亲都任劳任怨,有头有绪地完成任务,从没出过差错和遭受损失。
母亲是全村公认的受苦受累最多的人。
二、善良
我母亲来我们家整整六十年,对公婆孝顺,关怀十分周到,从未和老人红过脸或让老人生气过。照顾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绝不马虎应付。由于生活困难,兵荒马乱,我祖母四十几岁就患了肺结核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不能料理家务,呼吸也十分困难。我祖父积劳成疾四十几岁双目失明,两位老人生活都不能自理,吃饭睡觉、点眼服药全是我母亲料理。对我母亲的关怀照顾,祖父母去世前,十分感激和满意。
对子女,母亲关怀备至,从不打骂孩子。子女虽多,冬有棉夏有单,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总能力所能及的让孩子吃饱穿暖,在全村是数得着的。她还时时教导子女学好人,做好事,说话做事不要光考虑自己等。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我至今铭记在心。
对所有亲戚邻居,母亲都十分友善,不论谁家有困难,她都能力所能及的热心帮助。如被她资助过的杜姓、张姓邻居几十年后仍时常挂在嘴上,知情道谢。我母亲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因事因物吵嘴生气过,总是处处让人帮人。她不多说话,更不搬弄是非,背后说人,因此,在村里她威信很高,没有一个人说她孬的。农业合作化时,她第一个带头加入农业合作社,并被选为农业合作社领导成员。
三、关心集体、热爱国家
我母亲没有文化,不会讲大道理,但对集体事业十分关心,也有很强的爱国思想。
战争年代,我父亲当了多年村长(1938——1948)是村里一把手(当时党组织不公开,不露面),后来又外出参加工作,母亲从不扯后腿,总是积极支持。几十年里,她未向集体伸过手,也没给集体添过一次麻烦。对上级和村里的工作,都是积极带头,没有落后过一次,经常受上级和村里表扬。
每逢上级来工作组或干部来村里办事,大多数都安排在我们家生活。我们家的房子,常常被集体使用,也没有报酬,母亲都主动安排,从无怨言。
战争年代,因父亲的关系,经常有地下工作者和伤病员进村,为了安全,我父亲都安排在自己家里,由我母亲照料。对此,不仅全家人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还必须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和掩护工作。为了这些人的安全,母亲还给他(她)们化妆或住在一起,一切当成自己家里人。那时既怕公开的敌人,更怕汉奸和暗藏的特务随时破坏,时时保持高度警惕,千方百计不让抗日干部和伤病人员受损失。
一批走,一批又来,我们家究竟养护过多少干部和伤病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我还记得的地下工作者有:刘焕斗(地委敌工科干部)、冯芝庭、吕文(女)、老刘等,还有许多剃了光头化了妆的女同志。有的住十天八天,有的住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掩护过的抗日战士还有小赵、小王、小张、小刘、老杨、老张、老郭、老徐等等。小赵(女)叫赵中玉,也叫赵军,是宣传大队的,二十岁上下。赵军是诸城兰村人,男的叫郭方恩,是山西人。赵中玉在我们家生孩子后,没有奶水,母亲就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用自己的奶水喂养着,并和小赵睡在一个床上。
养护过的伤病员中有徐瘸子(外号,真名记不清了)等七八个人。
收养过的干部子女有冯永生等,冯永生从两三岁起,在我们家断断续续养了五六年,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才被其父母正式接到身边。由于对冯永生照顾的安全周到,其父母(冯芝庭和吕文)十分感激,多次表示“我南征北战到过好多地方,你们家里是我最放心的,没有你们照顾看养,一百个永生也活不到现在”。因此,永生家和我们家成了世交,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时时互寄礼物问候,直到双方老人都去世。
由于母亲养护的干部伤病员,从来没出问题,都能安全归队继续工作,事迹比较突出,上级除了多次表扬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作电影《红嫂》和京剧《红云岗》前,都派专人把我母亲接去进行座谈,了解在那恶劣的环境里,是什么思想支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日干部和伤病员的?用什么方式掩护的?生活困难是怎么克服的等等。母亲都据实——作了汇报,受到采访者的一致赞扬。
母亲是电影《红嫂》和芭蕾舞《红嫂》的原型之一。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山东省文联副主席、著名诗人、一级作家苗得雨,在《大众日报》上撰文介绍了我母亲的事迹,并编入他的《蒙山沂水》那本书里,题目是《沂蒙山妈妈的述说》。
好人有好报,我母亲一生勤劳、孝道、善良、节俭、爱人爱国、超负荷奉献,却练成了一个好身体,一生没有生过大病或住过院。前半生吃苦受累,生活清苦,后来国家解放了,社会安定了,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祖父母去世后,子女都已成长成人,父亲也退休了,再也用不着她为全家人操劳受累了,后半生总算享受了一段平淡、优裕、顺心的生活。但她过惯了节俭的日子,一生不吃肉食,唯一的嗜好是喝茶叶和饮一点酒,这些都做到了。
晚年,母亲得了不治之症,但不感到痛苦,重病两个月,不思饮食,但身体不消瘦,脸色红润如常,和健康时一样好看,最后在全体子女及孙辈们的守护前,安祥仙逝,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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