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业务是开杂货铺，一无资金，二无场所，加上村小人少，购买力有限。他不在乎，坚持下去。仅有的两间南屋，一头居住，一头卖货。只有一个小货架，商品主要是烟、酒、糖、茶、针头线脑、神香烧纸等，白酒是临沂独树头某酒店送来的正宗纯高粮酒。小店铺红红火火干了十多年，直到后来开油坊才停业。
开小铺的同时，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的父亲与别人结伙推着独轮小车到几百里外搞贩运。到东口（日照）卖花生油，贩回食盐和海货；到博山、周村卖蚕丝，捎回丝织品、瓷器等。
除了开小铺、搞贩运外，还搞一些季节性业务，夏秋两季收蚕茧缫丝。蚕茧是鲜活产品，两三天就出蛾破口，不能抽丝，就用食盐把茧蛹淹死，放在箔上晒干，慢慢抽丝。每年都请帮手干几个月，蚕丝抽成后运送周村等地出售。
秋冬季节搞棉花加工，旧社会老百姓穿衣，都靠手工纺纱织布，所以家家种棉，秋冬季节轧花弹花是一项不小的业务。父亲看准这一项，既方便老百姓又是能挣钱的门路，购买轧花机（也叫绞车），每年干几个月。
老百姓自织的粗布，都是白色，需要染成各种颜色才能做衣服，父亲又请师傅开染坊、搞印染业务。请的老师有岸堤街的，也有岩山庄的。
岩山庄的师傅姓杜，技术很高，但很保守，关键技术绝不传人。有一次生病回家，染缸眼看要变坏，还有许多布等着印染，派人前去请示变质的染缸怎么办，他胡诌八扯，乱说一通。我父亲又带着礼物前去他家，一是探视病情，二是问问有没有办法。杜师傅说“已经坏了，没法救了”，态度不好。父亲忍气吞声，回来觉得反正坏了也是坏了，胡乱试试看，到底行不行。又是添石灰，又是加碱，随便鼓捣一通，奇迹出现了，染缸非但没坏，还染出了合格的兰布，于是自己大干起来。过了十多天，杜师傅病愈返回，知道染缸早已变坏，向父亲了解情况。父亲很气愤，但不露声色的说“一点毛病没有我正天天染布呀”。他到染坊一看，果然如初，非常吃惊，知道绝技已无法垄断了，从此态度大有转变。
原来染布除颜料外，还需配上石灰和纯碱三种原料，三种成份的配比很严格，任何一样多了或少了，都染不成布。如果出现异常，只要添加其中一种就行。添加哪种成份，添加多少，不经专门指导是掌握不了的。染布的师傅，凭借长期实践的经验，一看颜色或嗅一下气味就明白，很容易处理。这就是垄断技术的绝招所在，一般是不会传人的。我父亲不学自通，偶然掌握了学也学不会的技术并能运用自如，熟练地染出高质量的色布，简直是个奇迹，令人难以置信。后来我们开染坊，不再另请师傅，一直是父亲自己干。
染布所用的染料，那时中国不会造，全部是进口货，有英国“牛头牌”、德国“一品牌”、“天字牌”，也有瑞士产的。价格都十分昂贵，一桶三公斤的“牛头牌”颜料，比当时一头大黄牛还值钱。不仅价格贵，有时还买不到。有解放区、国统区、鬼子占领区。社会动乱、犬牙交错，进货渠道不稳，都是走私分子穿插贩进来的，所以货源缺、价格贵。
为了解决颜料问题，父亲从外地引进一种“兰棵”的作物，成片种在农田里，长成后，割来淹在许多在瓷缸里，到一定火候，人工制作颜料，这种土颜料染出的布和进口洋货差不多，但价格低，货源充足。制土颜料的师傅是兴旺庄的马德纯和董现如。
我们的染坊，可染深、中、浅三种兰布，也能印染兰花布，是当时做被褥、童装、花袄等的时髦货。
单开染坊，父亲觉得不解渴，根据当地盛产花生的有利条件，1944年建起了油坊，开始了油脂加工业务。雇请了七八个工人，红红火火大干起来。油坊开了三年，解放区成立区联社（九合成）、乡联社，我父亲立即将油坊转给了乡联社，在全区是第一家，受到上级的表扬，老百姓都说父亲有觉悟、有眼光。
开油坊是父亲最操心受累的一件事，当时不具备条件，资金不足，缺人手，运作起来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天天在外面购原料（花生、大豆）、销产品，还兼任庄长，公私兼顾，一个人干几个人的事，忙的连饭也很少在家里吃。
油坊七八个工人的生活都是母亲起早贪黑操办。
父亲爱经商不愿务农的思想，给我们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他一门心思搞买卖，有钱也不买田地。1947年土改时，我们家分到了十几亩土地，划阶级定成份时，成了当然的贫农。这个金子成份—贫农，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期，我们父子俩，无论是搞运动还是干工作，都无须谨小慎微，步步留神，说话办事无须顾忌，有点不合适，也不会上线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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