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在他平凡的一生中，虽未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作为普通老百姓却做出过许多并不平凡、对集体、对国家十分有益的事。他的思想和事迹，对自己的后人发生过并继续发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实事求是的说，他的一生是踏踏实实的一生，充实奉献的一生，也是问心无愧、光明正大的一生。对他的为人及奉献社会的精神给予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肯定，对我们家族历史的传承以及子孙后代的教育有重要意义。对此，作为晚辈，我有义务、有责任、恭敬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给后人留下一份了解历史、传承文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尊祖敬宗的宝贵财富。也是告慰先父在天之灵，报答养育之恩的实际行动和对先辈永远的怀念。
回忆我的父亲刘君厚（一）当干部
1938年张德胜老人辞去庄长职务后，村民民主推选我父亲继任庄长（当时不称村长）。
庄长，这个村官，不用上级批准，也不需上级任命，只要能公正热心为群众办事，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信任就行。
那时侯，村里已有党的组织，但不公开露面，处地下状态。庄里的治安、民事、支前等工作都由庄长一人负责。庄长没有副手，只下设几个“闾”，各配闾长一人，当有紧急任务庄长忙不过来时，就安排闾长分片去做，一般工作庄长都是登门上户亲自办理。
我父亲的任期，全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他辞去庄长职务时，战争全部结束。可以说，我们村的任何一任干部，谁也没有他任职时期工作的艰巨和特殊。除了催公粮、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外，绝大部分都是战争时期地方后勤工作。
⑴战争年代随时会有部队开进村来，庄长就得根据人数，挨家挨户找房子、打卧辅、安排烧洗脚水，这家十个，那户八个安排战士住宿，接着解决战士生活，分派各户妇女为战士烙煎饼，任务分下后一斤也不能少，按时收齐送到部队后勤处。这样的任务是没有规律的，早上来早上安排，晚上来晚上安排，即使深更半夜也得按时完成，不能拖延。
⑵战争年代部队条件差，战士们除了分派到老百姓家里分散居住外，穿的军装，也由老百姓制做，这也是庄长的任务。部队发下来的都是白土布，庄长就组织“识字班”（女青年）采摘国槐树嫩芽，加明矾，在石头上砸碎当染料，将土布染成草绿色，晒干后，组织妇女们按统一式样做军装。按规定完成后，庄长收起来验收后，派民工送到部队。冬季用同样的方法给战士们做棉衣。
战士们穿的鞋子，也不是发的军用品，也都是庄长动员妇女手工制做的。
⑶残酷的战争环境，不仅物资极端匮乏，药品和医护人员更是奇缺。频繁的战争，大量伤员一批一批转到后方，庄长都要认真接待和妥善安排。以农户为医院，以民房为手术室，军医们对伤员紧急而简单手术包扎后，由庄长组织“识字班”（也有男青年）当护理员，换药、喂茶、端屎、洗刷血衣污物等，大家轮班日夜守护，只要伤病员不转移，一刻也不能离开。有少数从事护理时间长、有初步护理技术的青年，被部队选中入伍学了医生，转业后成了地方名医，杜纪彬、杜纪田、张学岭、刘乃功等，就是这时出去并学习成才的。
一些轻伤号，尚能行走，短期可治愈者，部队都接走治疗。少数危重伤员，就由地方干部负责看护疗养。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是必须保证伤病员的绝对安全，二是寻药求医为他们治疗养伤，三是力所能及地安排好伤员的生活和营养。我们村接收的伤病员，虽然一批一批接连不断，数量都不多，一般三五个人。为了安全，我父亲觉得安排别处不放心，一般都留在家里自己养护。为了这项任务，我母亲提心吊胆，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保护他们。有时把他们藏在地窖里，有时藏到山沟里，有时化妆成放牛的，多数时间和我们全家吃住在一起。
对于伤病员的治疗，费尽了心思，上级不发给药品，地方也没有医院，都是用些草药和盐水为他们止疼消炎。方法虽然简单，由于精心照料，没有一位出问题，都能伤好重返前线。
伤病员的营养补给也极端困难，那时老百姓都不种菜，吃的主食大都掺着糠，让伤病员不吃掺糠的饭就是最高级的待遇，能吃上几个鸡蛋就更难能可贵了。条件虽然不好，伤病员们都还很满意，只要走的动，他们都帮我们扫地、担水、挖野菜等。许多伤员全愈归队后，不断捎信感谢和问候。
不仅经常收养伤病员，环境恶化时，部队首长常把幼小的孩子交给我们保养，我父亲也都是放在自己家里看养。有的十天八天，有的三五天就被接走。我父母都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那些孩子也都把我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我的父母他们也喊爸爸妈妈，我的姑，他们也喊姑，我的奶奶他们也喊奶奶。我记得收养较长的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因为孩子太多，母亲应付不过来，小女孩送到亲戚家养一段被接走了。
由于我父母照顾伤病员和收养干部子女成绩突出，上世纪中央芭蕾舞团和《红嫂》创作组，都专门接我母亲去座谈经验，母亲不仅是《红嫂》的原型之一，实际就是真正的“红嫂”。
⑷每当部队行军路过我们村，父亲一次不少的组织“识字班”，腰扎红彩带扭着秧歌夹道欢送，送上热水和红皮鸡蛋等慰问品。有时队伍不熟悉行军路线，父亲就安排专人当向导带路，把队伍送到目的地或转交他人。有时找不到人送，父亲就自己送，几里几十里把队伍送到目的地。当“向导”不仅白天有，深更半夜也常有。有一次冬天摸黑送部队去蒙阴官庄，任务紧急，忘了换鞋，穿着草鞋走路，草鞋很快被不平的山路磨碎了，赤着双脚在冰冷的山地上走，从官庄回来时，双脚都冻肿了，磨破了，鲜血直流，疼的好几天不敢走路。
⑸扩军。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形势的发展，解放军每年从地方征兵入伍，补充兵员。这又是庄长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全部责任都由村长承担。首先根据征兵指标和有关政策，排出应征对象，然后讲形势、讲政策，千方百计做应征对象的思想动员工作。那时群众的觉悟还不很高，加上环境险恶，往往新兵入伍还未训练就投入战斗，随时有牺牲的危险。我们村的梁乃中就是这种情况，入伍后连一封信也没向家里写就牺牲了。那时主动报名参军的很少，不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是很难完成的。作为庄长没白没黑跑西家串东家做思想工作，有时几天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每当做通思想工作，同意参军时，就发动全村父老乡亲给参军对象披红戴花，煮上红皮鸡蛋，欢送到部队。
我们村战争年代动员参军的是：梁乃中、张义华、杜纪九、杜纪恒、王振田、公茂才、牛法厚、张才尊、张法尊、窦××
⑹拨夫出差。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与敌人打仗时，全民总动员，组成民兵和民工，随时应征为前线服务，如送给养、弹药和抢救伤病员等。
民工被征调时推着独轮小车或抬着担架跟在部队后边服务。除运送战略物资外，还要筑路修桥、兵工厂搬迁和扒沟破坏敌人交通线等。部队需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到哪里，完不成任务不能回家。民工的组织安排，都是庄长负责。
民兵组织更加严格，有班排连等编制，人人都配枪，经常集训，民兵的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看坡护家、站岗放哨、传送敌情报告、捉拿土匪特务，有时要随军配合军事行动。民兵外出执行任务，全副武装随军行动，由部队统一指挥，有时冒着枪林弹雨到战场上抢救伤员转给二线民工抬回后方，战争结束后，清扫战场，押送俘虏，收交战利品。有时配合部队埋地雷、打阻击，必要时也穿军装参加战斗。
民兵和民工的资料，庄长处都有各人户头，详细记载着每个人执行任务的天数，每当接到上级征调通知，参照每人累计出勤天数，轮流应征，少的先去。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多么危险、日期多长都得无条件服从，决不允许推辞或调换，任何情况都按顺序执行。
民兵和民工完成任务后，部队都发给复员证明，回村后交给庄长，凭证记入各人账户。
⑺拥军优属。对军人和烈士的直系亲属，依照国家政策享受优抚待遇。庄长把老百姓按片分成优抚小组，并明确优抚对象，分片包干，除对优抚对象的农田帮助耕种收获外，他们生活的困难，疾病治疗，庄长得帮助解决，保证其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低于一般老百姓。
对外出执行任务的民兵民工，也得同样照顾，确保军人和民兵民工无后顾之忧，安心杀敌，保家卫国。
逢年过节，庄长组织男女青年给军烈属挂光荣牌、送慰问品、慰问信、帮助打扫卫生、包饺子、办年货等。
⑻土改。1947年，我们地区贯彻《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一律按人口推平。
土改前，先对全村所有土地一家一户逐块丈量，摸底排队。然后将土地总面积除以总人口得出平均数，以此为标准，统一分配，超过部分交出，不足平均数者缺多少分给多少，已达到平均水平又不超的户，不往外拿也不再分给。
我们庄当时是自然村和南岩麓、邵家岩麓是一个行政村，因此土地丈量和分配，都是行政村统一进行。
土地改革，史无前例，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又没有经验借鉴，任务十分艰巨，既要该拿的拿出来，也必须让该分的分到地，又得让自给自足的户利益不受影响。各村干部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克服了无数困难，按时完成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与土改同时进行的是“划阶级定成份”，以土改为依据进行。向外交土地多的户，定为地主，拿出少的为富农，不拿不分的是中农，分到地的户为贫农，对个别扛长工和放牛羊原来没有土地的户，称贫雇农。
这个划分标和全国推行的标准略有出入。
至于上中农、下中农等提法，是后来的称呼，当时没有这么划分。
我们村没有单独搞土改，作为庄长，父亲配合行政村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他为土改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历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个特殊年代里，父亲能完成那么多艰巨而特殊的任务，据我回忆和分析主要靠以下几条。
第一，虽说一切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出面承担，实际工作中总有一批人明里暗里顶力相助，被称为积极分子，其实他们都是党员，他们不敢公开身份，也无合法身份出面，只是每次任务下来后，都无私奉献，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我父亲一样尽心尽力的去干。表面上兄弟爷们的帮忙，实际是受党组织安排，协助庄长做革命工作，这对父亲圆满按时完成各项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扩军、土改等艰巨任务，都是这些人顶力帮助才顺利完成的。那时配合他工作的积极份子有：刘济厚、刘昌厚、冯奎吉、高西印、刘现厚、刘桂英、公茂进等。
第二，父亲为人诚实，办事公道，威信较高，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帮，深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这也是完成任务的可靠保证。他曾长期在外跑买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说话办事人人佩服，是当时村地场面人物，老百姓的大事小情、红白公事，都请他到场，好像只要他在场就体面，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氛围，对各种工作极为有利。
另外，老百姓觉悟虽然不是很高，但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号召的事，都能拥护和支持，这种广泛而牢固的群众基础，也是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的有力保障。
第三，个人的才能。父亲没有文化，但思想比较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里，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复杂，他都能沉着冷静，处险不惊，独立思考，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较有把握去完成。遇有婆媳不和、子女不孝或邻里争吵打架，双方都找他告状，他都巧妙的用各种方法和利用各种关系，一头一头的调解下去，使双方都满意，没有一次处理不当的矛盾。
父亲当庄长十年，没有工资待遇，也没有任何补贴，不论跑多少腿，操多少心，都是无私奉献干帮忙。上有年老多病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孩子，生活重担十分沉重。这一切都没有把他压垮，他一面工作，一面做买卖和给地主种地，做到了忠孝两全。如果没有旺盛充沛的精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很难处理好工作和家庭关系的。
父亲本身是民兵组织成员，和别人一样也得出发执行任务。按说一心不能二用，但他都巧妙合理的处理各种关系，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946年他以民兵身份参加莱芜战役，几个月不在家，是安排别人在庄里替他应付的。他是我们村唯一参加莱芜战役的人。
1947年国民党军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形势万分危急。父亲奉命保护伤残军人和军烈属向后方转移。他带领一大批伤残军人和军烈属，到沂源、博山直到黄河以北。他带的人马，老的老，小的小，残废的残废，行动缓慢而艰难，每天拔山涉水二三十里，既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又得保护大家的安全。每天他都先行一步，提前安排好大家的食宿。在几个月的长途转移中，父亲历尽千难万险，吃尽了苦头，直到孟良崮战役结束，形势好转后，才带领那支特殊队伍安全返回。因这次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父亲虽不是共产党员，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很高，一贯支持和参加抗日工作，深得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党组织还在地下保密时期，对我父亲从不保密，充分证明他立志坚定和党组织对他的信任程度。
父亲不是党员，比党员做的工作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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