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妄图在这个三省交界的大山区，建立反共反人民的基地作垂死挣扎。汝城解放初期，国民党匪首何康民纠集残余土匪，拼凑“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匪首张文照，袭击我党领导的文明办事处。不久，仁和区武装中队长何大成拖枪叛变投敌。当时，土匪猖獗一时，形势比较紧张。县委书记高保中，县长范卓、组织部长张寿里，公安局长肖建羽等四名县委委员，在此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及时把解放军驻军、南下干部和湘南支队留下来的当地干部组织起来，进行开辟新区的艰苦斗争。同时，郴州地委也尽力支持，抽调武装力量和地方干部支援汝城的剿匪。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一九五O年春随同张寿里、吕亚民等同志来到汝城工作的。
那时，汝城不通公路，我们从郴州坐火车到杨梅山，然后从杨梅山走路进入汝城。为了防御土匪袭击，我们都携带武器．第二天天黑时分才到文明，区长李以功告诉我们，文明遭张文照袭击后，区政府工作人员已分散隐蔽到群众中去住宿。我们几人只好在戏台上过夜，大家轮流放哨，整晚没有入睡。第三天，我们继续爬山越岭，朝汝城方向前进，大约走了十几个小时，到达五里墩便与一股散匪相遇了，当时张寿里、吕亚民、赵千寿等同志带领我们击溃了土匪。说实在话，我们爬了两天的山路，加上背包和枪支弹药的负担，的确精疲力尽了，第一次进汝城，又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程，天黑时我们走到高村，向老乡打听离县城还有多远?可是，一句当地话也听不懂。那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初生之犊不怕虎”，对死、对苦都置之度外，大家紧跟着又走了约一个多钟头，终于到达县委所在地…高店。县委同志热情接待我们，招乎我们吃饭，安排住宿，我们打开小背包，铺在楼板上，一躺下就睡着了。
县委和政府首脑机关那时人员不多，吃饭时集体开餐，官兵一致，只有几桌人。进驻汝城的剿匪部队有解放军独七团、县大队、九支队等队伍，为了协同作战，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把队伍编成若干小分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和邓礼雪等同志分配到第一区，协助区委书记于治国同志开展工作。县委书记高保中简要向我们介绍了汝城的形势和当时的任务，特别强调要深入发动群众，迅速肃清土匪，巩固和建立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和春耕生产。我们还参加了汝城县委第一次扩大干部会，会议在县人民政府后栋靠近小公园的一间房子里举行，房子不大，人还没有坐满，只有几十个干部参加。大家的穿着可说五花八门，有头戴八角帽，身穿兰色大棉衣的，有穿延安时期的粗线军衣的南下同志；也有穿缴获国民党军衣的游击队留下的干部。年纪稍大的要数钟碧楚、赖鉴冰等老同志了，身佩枪枝，精神抖擞。他们看到我这个刚来的小鬼，都喜欢逗我，教我学汝城话。我们无论是南下的也好，游击队的也好，剐分配来的也好，大家都互相团结，互相尊重，彼此都很亲热。会议开得既紧张又活跃。散会之后，都立即分头回到区里工作。有一位一九三五年入党的南下干部张加洋同志，老红军作风，把驳壳枪握在手上，散会后当晚就回区里去了。
五月十日，在县城小教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和处决大恶霸何其朗，匪首欧阳良。目的是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我奉令带领津江村的群众参加大会，按指定方位席地而坐。大会结束时，人群拥挤，门卫武装误认±匪骚动，鸣枪警戒。此时架在会场右侧小楼上的机枪开火了，其他警戒部队也鸣枪了，一时枪声大作，会场秩序混乱，我持枪爬在地上向主席台方向滚伏，棉衣上浸染了血迹，好不容易靠近主席台下，高保中同志以为我负伤了，赶紧过来为我包扎，我说“一点也不痛，该没有碰上子弹吧!”我们原湘南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地委秘书长何大群同志也来慰问，使我非常感动。这次大会之后，土匪造谣，群众情绪低落，我们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和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两个多月活捉土匪200多人，分化瓦解后投诚的500多人，基本稳定了局势。
一区津江村有个大地主朱杨荣，是汝城土皇帝胡凤璋的干儿子，早年追随胡风璋反共反人民，历任汝城县保商队长、商会会长、胡风璋匪部营长。朱依仗权势，作恶多端，残酷压迫剥削劳苦群众，成为汝城县有名的财阀。
一九五0年春，我们工作队进村时，县委高保中同志提醒我们要警惕朱杨荣串通匪首何康民，并交代我们要对其严密监视。我每隔几天就去朱杨荣家里一次，一面作分化瓦解工作，一面察看动静。这家伙很狡猾，表面上毕恭毕敬，暗地里就策划反扑，不久竟逃跑了。这一年的秋末，专员刘耀夫、行署民政科长赵建新以及行署文教科李焕南(我的中学老师)等同志，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滓江村，开展反霸斗争的试点，我和邓札雪也参加了。我们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群众纷纷控诉朱杨荣的罪行。其时，因没有抓到朱杨荣，控诉是空对空。
不久，组织上派我去长宁片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并继续搜索朱杨荣这只老狐狸。这个片包括外沙、马桥、稻溪、霞流、珠目等地，恰巧，那时珠日村与外沙村闹矛盾，珠目村要另外成立一个乡，我们没有批准，他们就自己成立，取名“同意乡”，意思说，你不同意，我们自已同意。他们组织了农会、民兵和乡政府．我感到可疑，曾向驻在那里的县农会干事朱朗灿同志提醒过，要他提高警惕。一天晚上，邓礼雪同志来到下湾村通报说：根据津江村妇女主任的报告，她在收养朱杨荣的小孩时，从中探知朱杨荣躲在珠目村，出他的远房族亲“同意乡”的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等人窝藏着。我得讯后，连夜带领石泉村三十多名武装民兵冒雨赶到珠目，把私自组织成立同意乡的头头抓来审讯．开始他们交待说朱杨荣躲在后山一个山洞里。半夜深更，天下着大雨，我们急行军上山，棉衣金湿透了，一身泥浆一身汗，进岩洞搜捕，落了个空。出来后再度审讯，那几个家伙害怕了，才讲了实话。其实，他们把朱杨荣藏在去延寿路边不远的一个岩洞里。于是我们又火速组织民兵前往搜捕。此处山高路陡，杂草丛生，洞口不大，只能侧身进去。进洞搜捕前，大家都说朱杨荣躲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暗处开枪，我们便会有伤亡，主张用手榴弹把他炸死算了。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要捉活的．才能彻底清算他的罪行。于是我布置好包围圈后，便带领几个民兵冒险下洞去，决心与这只恶狼拼搏。岩洞里一片漆黑，我们摒住气机警地摸着黑往下走了几十米深，洞子稍为开阔了，朱杨荣正睡在那里，身傍还点着一盏油灯，昏暗微弱的灯光，反照着他那苍白蓬乱的头发、胡须和死尸般的脸色，像一只将要断气的瘟猪，卷缩身驱闭着眼睛在喘气．小油灯帮了大忙，我们看清了他，他却看不见我们，我一个疾步抢上去，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喝令不许动。朱杨荣想不到天兵突然出现，惶恐中惊醒，失魂落魄，战战兢兢，想摸枪也来不及了，慌忙举手求饶。我们在洞内搜查一番玉后，立即将他押出岩洞，到地面时，他认出我来了，嘶哑着声音垂头丧气地说：又碰上你这个对头。我说：人民群众布下了天罗地网，你想顽抗，等待变天，只能自取灭亡。
从珠目回县城途中，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全湿透了，冬季的严寒，冷得直打哆嗦．但每个战士因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红色政权的热爱，加上斗争胜利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大家的心却是热呼呼的。
抓获大恶霸朱扬荣。震动了全县，人心大快，一九五一年四月，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将朱扬荣这个罪大恶极，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家伙处决了。
朱扬荣落网后不久，“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副军长、汝城县未上任的伪县长何康民也被活捉了，土匪基本肃清。紧接着准备土改试点，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一九五O年我同九支队是在第一区津江片和第四区长宁片的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中度过的，只知道这里的点滴情况，其他各区、乡都有军民合作歼匪的动人事绩，可惜我未能收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上级发给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15斤大米作生活费，在老百姓家里吃饭，把县委油印的小餐票付给群众，很少有零花钱，生活极为艰苦，但谁也没有怨言。据说当时广西和我省湘西的革命同志遭到土匪杀害，我们也时有遭暗算的危险，所以我们每逢开会或见面时都互相高兴地说：“又见面了”。一旦分别时，彼此又深重叮咛：“保重"、“再见”！其含意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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