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他与同村的张志远一起到临淄郑家辛庄（郑辛）报名参加了由李人凤领导的抗日武装三大队，同年夏，被编入抗日武装三支队十团。
1939年夏，他随所在部队奉命参加了著名的刘家井战斗，因手腕中弹负伤，同本村的张志远（在该战斗中腿部受伤挂彩）同志一同在南霸庄养伤。伤愈后，张志远回家务农，我的爷爷鲍汉英转入地方工作（后来知道是社会科/临淄县政府成立后是公安局）。因那时工作秘密，家人以及全村人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光知道其干八路。
1941年麦收后回家（是否受组织委派执行任务，因为守密纪律，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叛徒王焕章（敬仲西柳村）出卖，被王六子（王砚田，又称一眼六）部捕去，关押在临淄监狱，他受尽酷刑，不泄机密。同年秋前，在被押往临淄桐林途中，被我方救回，并继续安排为我党工作。王焕章的叛变，造成了我爷爷的被捕；我爷爷的坚贞不屈，受到了其所在单位的肯定，并轰动了全临淄县。叛徒王焕章被我方处决。
1942年春，我爷爷被派往鲁南受训。途中，被日本鬼子抓去，押往东北千斤寨煤矿挖煤服劳役。是年古历七月（大约大枣红鼻时节）逃回，找到原工作单位，继续为我党做秘密工作。不久，在一次秘密回家时执行任务时，被王六子部捕去。他在狱中受尽极刑仍不屈服。于是，在同年的古历九月十三，被王六子部用铡刀铡死在桐林村村东，时年26岁。这年，我的父亲仅有5岁。我的二爷爷，因恐再遭日本鬼子的报复，在王长兴的劝说下，由鲍继英改为鲍兴成，家谱上的“英”字由此变成了“兴”字。
我父亲的遗憾
我的父亲鲍清元，曾用名，鲍林森，1938年二月（农历）出生，在刚刚5岁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在爷爷被害后的年月里，他和奶奶母子二人受尽了牵连。鬼子汉奸三天两头闯到我家，逼得母子俩东躲西藏、四处逃荒。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还乡团仍不肯放过我家，时常来把我们家的锅碗瓢盆砸个干净。
我的父亲提到爷爷的死，真是咬牙切齿：鬼子汉奸残杀我父，略我家产，逼得我们娘俩走投无路。真真是丧尽天良！
解放以后，我家享受革命烈属待遇。每逢清明和大年三十，都有学生到他的坟墓上祭扫。1951年土改，因我家是烈属而多分到一份田地。那时，我的奶奶有病，父亲岁数又小，种不了地，村里常常指派壮劳力来我家帮工种地。我的老爷爷因为爷爷是烈士而分到了大地主张福源家很珍贵的一架顶子床和一架条山基（或机，音）。该顶子床和条山基后来由二爷爷继承，现已剩下部分残骸。
大概在1953年后，全国对革命烈士情况进行普查和统计，由于统计报表中对所涉及到爷爷生前原工作单位和什么工作职务等事项，无人知晓，报表无法填表，其革命烈士称号就此被取消。爷爷革命烈士称号的取消，成了父亲心中最大的遗憾。为爷爷恢复烈士名誉，成了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
为了爷爷的名誉，我的父亲，开始了他的不寻常之路。虽然年纪小，他还是同母亲，一次次找到政府，但最终都因他工作在秘密战线，找不到证人，致使爷爷革命烈士的称号难以得到恢复和正名。后来，到了农村实行合作社的时候，奶奶对父亲说：咱不找了。现在，你也大了，土地也入社了，种地有集体统一种。是烈士咱吃饭，不是烈士咱也吃饭，找不下来咱就不找了。自此，为爷爷恢复烈士名誉的事儿便放下了。我的父亲虽然答应奶奶不再找了，但他的父亲为革命惨死，其名誉问题，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每每想起这事儿，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的爷爷为革命身遭惨死，却不是革命烈士。此事，一直让父亲想不通，并困惑着他的终生。奶奶去世后，父亲又重新踏上了寻访之路。他从寻访证人开始。打听寻访证人，无疑于大海捞针。但是别无他法，取消爷爷革命烈士称号，就是因为没有证人。他开始打听当年与爷爷有关的人和事儿。只要是健在的老八路，老游击队员或者是曾经为革命做过工作的，他都不放过任何机会和线索。他深知，没有证人，为爷爷恢复烈士名誉，绝无任何的可能。
文革期间，我父亲在由当年的老八路张华堂同志带领下找到了敬仲双庙村的张汉卿（曾经是爷爷早期的领导和战友）。说起此事，张汉卿说，鲍汉英早先是在社会科，科长是陈祝星，我是副科长，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公安局。鲍汉英被害时，我已被调到县委，当时，朱文刚任公安局长，最好找朱文刚（朱文刚应该更了解他---鲍汉英），他是朱台人。
那时，朱文刚在武汉船舶学校任书记。父亲首先去朱台打听到了朱文刚的弟弟朱清海，向他简要介绍了来意并索要来了朱文刚同志给老家寄信时的一个信封，然后将这个载有朱文刚的地址的信封交给了张华堂爷爷，并委托张华堂爷爷向朱文刚代写了书信。信中介绍了我的爷爷鲍汉英牺牲后的境遇，以及解放后烈士称号被取消的经过。因为时值文革，形势动乱，朱文刚同志正在被动乱干扰，不知是他没收到信还是什么原因，直到1978年张汉卿病逝，也没能等到朱文刚爷爷的回信。
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父亲又给朱文刚爷爷写了一封信。去信不久，朱文刚爷爷就来信了。他说：那时，我有两鲍，一是鲍洪奎（李家庄人），一是鲍汉英，他俩是我的得力助手，工作很出色。这事儿（恢复烈士称号），我愿做证人，什么时候调查，我什么时候发函作证。
在编写临淄区志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遇见了郭川爷爷（原名张宗元，敬仲东柳村人，也是与爷爷同期干过革命工作的，但不是公安战线），谈到此事。郭川说：鲍汉英还不是烈士么？鲍汉英应该是烈士！我记得1939年，日本鬼子在泄柳村驻马车时，鲍汉英回村同本村的袁瑞祥在一个晚上就用烟子在墙上写了很多抗日标语，落款是三支队，轰动了全村。我认识他的字体，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我知道他在公安局工作。
大概在1984年后，我的父亲又打听到了敬仲河沟村的一个叫张俊岭的老人，他带着我的父亲又找到了齐都王青村的王洪才老人（因为王六叛变革命，当地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有些人投敌自首，有些人被捕被杀。为保存革命势力，曾被朱文刚局长派往汉奸队伍当汉奸，名为汉奸，实为我方办事。解放后，因无人证明他当汉奸是受组织委派，为党从事地下工作，被批斗30余年，蹲过两次大狱，但始终不承认是汉奸。后来因朱文刚局长证明，得以平反正名）。他们说起爷爷的事儿，都很激动：当年，我们都是在社会科，科长是陈祝星。我们是五区锄奸组，共三人，鲍汉英有文化，担任组长。政府成立后，改为公安局，局长是朱文刚。我们一直在一起。张俊岭还说：鲍汉英最后一次是回家执行任务，当时怕带枪不便，容易暴露，把枪交给我保管。听说他被捕后，是我把他的枪交给上级的。再后来，就听说鲍汉英被害了。这事儿，我们可以做证人。
不幸的是，张俊岭、王洪才二位老人直到去世，也没等到组织去调查取证。他们也不能为恢复爷爷的烈士名誉作证了。
我父亲说：现在，知道爷爷的，一是当年的临淄县的公安局长朱文刚，他是你爷爷的直接领导。现年，也该是90多岁高龄了。他现在在武汉市居住； 再就是郭川，他和爷爷是同乡，也是同期干过革命的。现居住在济南，曾在山东工学院任职。
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在抗日的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为我锄奸，最终献出献出了自己年仅26岁的生命。因无人作证，连“革命烈士”称号都在解放初期的土改时期被取消。死的太冤。是被汉奸“王六”用铡刀铡死的。有谁能作证，让政府恢复他这位威武不屈的英雄的“革命烈士”的称号！ 拜托！！！鲍汉英的孙子：鲍光荣QQ号：1989463303 联系电话135153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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