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七团是从建团以来，第一次全团住在一座营房里。就全八路军而言，从红军建军时起，这种情况也是很少有的。全团住在一个营房里，从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感到高兴。团首长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立即在全团掀起“红五月”练兵活动，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红五月”革命纪念日多的特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抗战形势教育，树立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胜利信心。结合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叛党投敌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批判张绍东、兰国清叛变的行为，提高指战员的革命觉悟，严肃部队的组织纪律，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全团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大大提高，鼓舞了战斗士气。
在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全团展开了以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中心，进行小分队战术动作训练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训练科目和内容全团统一制定，统一实施。每天清晨旭日东升之时，由司号长发出统一号令，全团官兵一齐起床。这时团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早已经站在操场中央，观察各营连的动作，然后全团列队跑步。整齐的步伐，嘹亮的歌声，传遍整个营区。为了防止偷懒少跑，在操场的四角架起四门迫击炮，所有的单位都必须绕炮而跑。早饭以后，各营连按计划进行队列、射击、投弹、刺杀以及战术科目训练。
为提高训练水平，全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训练比赛。各级干部不甘落后，带着自己的部队日夜训练，分秒必争，争当第一。
团宣传队为配合部队训练，提高部队训练情绪，深入连队，帮助建立“救亡室”，突出设置“竞赛栏”。竞赛栏分：飞机、火车、轮船、马、牛、乌龟等。个人、班、排、按训练成绩高低，分别挂在各栏名下，好的坐飞机，最差的背乌龟。大家争坐飞机，最怕背乌龟。为配合这一活动，宣传队还编排了一个《张大巴背乌龟》的活报喜剧。由赵富海扮演张大巴，在训练中表现落后，给他背上乌龟。张大巴背着大乌龟，走下舞台绕场一周，边唱边跳，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也告诫大家要努力学习，不要背乌龟。最后，剧中的张大巴经过指导员的教育和帮助，克服了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不爱学习的缺点，转变成好学上进的练兵积极分子，受到上级表扬，坐上了“飞机”。
正当六八七团在长治西大营进行红五月大练兵活动时，朱总司令亲临六八七团视察工作。总司令详细了解了六八七团的情况后，认为六八七团认真贯彻了武乡会议的精神，批判和肃清了张绍东、兰国清叛变的罪行和给六八七团造成的不良影响，干部经过调整，上下团结一致，部队思想稳定，各项工作活跃，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中，仗打得好，为巩固和扩大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总司令非常满意。
总司令向六八七团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叛变投敌的反革命罪行，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朱总司令还向全团干部讲述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父亲当时还很年轻幼稚，对于战略战术是一窍不通。但总司令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讲述抗日战争的游击战争，使他受到了一次军事启蒙教育，懂得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打阵地战，不能同敌人硬拼。要把大部队分成小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和气候条件，在广大群众帮助下，开展游击战争，采用袭击、伏击、偷袭等手段，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更大胜利。
总司令讲话不紧不急，慢条斯理，虽然讲的四川话，但大家都能听明白。讲问题习惯用英文字母，分A项B项，有时也用一、二、三、四，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总司令到长治西大营视察工作，当时任六八七团供给处长的伍瑞卿同志是这样回忆的：“朱总司令是来过长治西大营，还给我们作报告。在这里住了三、四天，和我们一块打过篮球。我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任六八七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韩明曾同志是这样回忆的：“六八七团住长治西大营，主要是整训，总结张店战斗的经验教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鬼子硬拼。朱总司令专程来（六八七）团作了游击战术报告。当时我是政治处的技术书记，用手刻腊版，油印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在打球时，吴信泉政委撞了总司令，引起大家好笑，所以我记得清楚”。
在长治西大营休整期间，六八七团宣传队人员增加，出现新气象。部队在五台、平山、长治等地，有许多新战士入伍，其中有不少小学和中学生。在当时，这些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团宣传队在新入伍的同志中，挑选了十多名知识分子到宣传队工作，使宣传队增加到三十余人。全队分成三个分队，一分队和二分队是年龄大一些的同志，主要担负戏剧演出，三分队是年龄较小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志，主要担任舞蹈表演。队长仍由老大哥焦敬延同志担任，但不久他被调到了旅政治部宣传队（也称为《战友剧社》）任队长去了。团宣传队由尹培良同志接任。为了提高宣传队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领导从新入伍的知识分子中，选了姚书梅同志担任宣传队文化教员。姚书梅1937年入伍，是河北灵寿人，高中学生。不仅文化水平高而且识简谱，会唱会演戏。他既是文化教员，又是戏剧导演。宣传队在他的指导下，各方面有很大提高，好似上了一个新台阶。姚书梅个头不高，性情活泼，待人和蔼，工作积极负责，喜欢打篮球，是一名出色的中锋。溜底线，勾手投篮，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还写得一手好字，颇得领导赞赏。后来他为首长当了一段秘书，就与此有关。
在姚书梅的主持下，宣传队赶排了《忻口大战》、《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张大巴背乌龟》、《三代》等新剧，重新排练了《亡国奴的味道》。他在《三江好》一剧中扮演“三江好”，把一个东北抗日义勇军领袖，演得活灵活现，获得部队内外的一致好评。战士们见到他都亲切喊他“三江好”。
姚书梅还是宣传队的音乐老师，因为在当时，只有他识得简谱。在他的指导下，宣传队学会了《在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青年航空员》、《毕业歌》、《黄河大合唱》、《好人要当兵》、《八路军军歌》等抗战歌曲。有些歌曲在演唱时还采用二部甚至四部合唱或轮唱，队员们的音准和声调均有很大进步。宣传队员们把这些富有时代感的抗战歌曲教给战士们唱。
宣传队的三分队是舞蹈组，由父亲担任分队长。队员有：焦占宝、黄英伟、杨俊峰、阎生才、阎生会、李生缘、范德才等。在西大营整训期间排练了《乌克兰舞》、《苏联农民舞》、《黄河舞》、《网球舞》、《黑人舞》、《快乐舞》、《战士舞》和《秧歌舞》等。为把舞蹈跳好，舞蹈组每天都做一些诸如压腿、踢脚、弯腰动作的练习，此外每天都要把所学过的舞都复习多遍，成了天天练，以求熟练。
宣传队员黄英伟同志，是一位红小鬼，陕南人，1936年入伍。他是父亲在宣传队一起工作时最难忘的好朋友之一。黄英伟是一位英俊小伙，个头矮小，身体干瘦，所以大家都叫他“干巴”。1939年他调出宣传队，到电台当报务员。1940年初夏，三四四旅奉命南下增援华中，途经冀鲁豫时他患了重病，这时正逢日本鬼子对冀鲁豫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黄英伟病太重，不能走了，领导只好把他安置在一家农民家掩护治疗。有一天，敌人眼看就要进这个村子了，他的房东急中生智，把黄英伟背到很深的麦地里隐蔽起来。黄英伟这时已经不省人事。在他糊涂之中，有两条狗走近了他的身旁。在他身上乱嗅一通，可能触动正在糊涂的黄英伟，他下意识地动了手脚。狗见人还活着，还能动，被吓跑了。敌人扫荡过去了，房东赶忙来寻他，一看他还活着，而且苏醒过来，十分高兴。再往他身边的麦地里一看，在黄英伟身边有不少狗爪子印子。两人判断发生上述情况，万幸黄英伟同志没有被狗吃掉。
自从1940年初父亲在太行山 与黄英伟分手之后，一直互无音信，双方都以为对方早见马克思去了。时隔30年之后，1970年父亲随部队进驻临潼，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传出：“你是韩如生吗”？父亲一愣，几十年没有人叫他过去的名字了，觉得有点奇怪。马上反问：“请问你是哪一位”？
“老战友，你真的听不出我的声音了，也许你根本不会想到，我还活在人间。告诉你吧，我是“干巴”黄英伟”。
父亲听他这么一说，高兴 要跳起来了。“啊呀，真是没有想到是你啊，我亲爱的“干巴”黄英伟同志，我太高兴了。你等着，我马上到你那里去看你去”。
父亲迫不及待，马上乘车到临潼四一七医院去看他。这时黄英伟同志已在门口等候父亲。他们二人虽然是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一见面双方都能认出对方。父亲说：“真没想到，在当年捉蒋介石的临潼见到你，这太高兴了。是谁告诉你我也来临潼了”？
“是伍瑞卿老部长”。黄英伟说。
伍瑞卿同志抗战初期任六八七团的供给处长，因为他热情好客，又喜欢宣传队的小同志。所以宣传队的小同志也都喜欢他，即使分别多年，大家也都怀念他。父亲和伍瑞卿部长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在三十九军工作。文革之前在北京也常有来往。1969年“一号通令”后，伍部长被赶到临潼居住。
此时黄英伟在临潼四一七医院任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和父亲一样，黄英伟已近“知天命”之年。个头长高了，更英俊潇洒，精明强干，但还是那样干巴瘦。在各自回顾过去的历史中，他向父亲讲述了以上那段不平凡而又非常危险的故事。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无知的造反派，硬是歪曲历史，说我不是红军，是混进来的假党员，还怀疑我在1940年鬼子扫荡中叛变投敌”。黄英伟说：“这些人硬瞪着眼睛说瞎话。我无须解释，你们去调查好了”。黄英伟一气之下，跑到当年掩护他救他命的房东家里。此时房东已是古稀之人，但过去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老人听到黄英伟挨整，受到诬陷，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老人只说了一句话：“你是好人。你就住在我这里，看他们敢对你怎么样”！
黄英伟挨整受冤，非常气愤。他对父亲说：“从此不留人间一字”。他说自从挨整之后，再不写任何东西。1972年至1976年父亲也遭打击迫害，身患绝症，1978年离开临潼四十七军。此时黄英伟也奉调天津工作。因为黄英伟决心不留人间一字，根本不写书信。从此，他们们又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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