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戏院看戏基本上都是屈振东带进去，看过的秦腔有《三娘教子》、《武家坡》、《白蛇传》等剧目。秦腔有点山西梆子的味道，但唱腔更为高亢、清脆、连贯，唱词好懂，剧情好理解。父亲参加红军以前在家偶尔看过山西梆子和山西的南路梆子。秦腔更接近南路梆子，所以他喜欢看。有几次屈振东有事去不成，父亲就自己进戏院去看戏。从那以后虽然没有机会再看秦腔，但部队中不乏有陕西关中人，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之时，他们就清唱吼上几句，也令人回味无穷。1970年父亲所在部队进驻关中地区，虽然他再没有进戏院去听秦腔，但在广播中，尤其是我家边上的临潼县晏寨公社广播站，不时地播放秦腔，常勾起他当年在三原县城进戏院看秦腔演出的回忆。
七十三师在三原县城住了几天之后，转移到三原县桥底镇（今属泾阳县）的王社村(可能现在叫王桥镇)，进行红军改名的改编工作。王社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中间地带，村子紧靠泾河，土地平坦而肥沃，水源充足。从外观上看是一个比较富的村子，也是当时父亲所见过的最富的村子。1971年伍瑞卿同志（六八七团第一任供给处长）曾约父亲一同去王社看看，因为发生了913事件，他们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七十三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七十三师的二一七团改编为六八七团第一营，二一九团改编为六八七团第三营，二一八团拆散分别编入一、三营。六八七团的第二营由七十八师二三三团和二三四团的四个连组成。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主任崔田民、副主任谭甫仁。六八七团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由七十三师三大领导机关保持原建制组成。
部队由师降为团，师政治部降为团政训处（后恢复为政治处），政治部的科降为股，设立组织股，股长张铸九。锄奸宣传股，股长谢福林。敌工股，股长崔日发（崔建功）。没有设股的只有一名干事。青年干事关圣志、民运干事张佩璜。政治处的人员大为减少，师宣传队由近三十来人减至五人，成为团宣传队。队长屈振东，队员有焦敬延、焦占保、岳文玉和我父亲。宣传队的其他人除谢长林和孙志乾调给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当警卫员（此二人在“张兰事件”时，被裹胁叛逃革命）外，余下的人都调往延安分配工作，其中有父亲的老乡李玉珠。
宣传队调整完毕后，队长屈振东对父亲说：“组织决定将你留下来，主要是因为你聪明好学，舞跳得好。将来宣传队扩大时，由你作为骨干，再成立跳舞组。也因为你长的漂亮，大家都喜欢你，将来一定是个英俊小伙子，肯定有不少女娃子喜欢你。你好好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会有前途的。”
改编过程中最大的和最难做的是思想工作。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抗日就抗日呗，为什么要红军改名，为什么要把八角红五星军帽换成国民党的军帽，戴上青天白日？更想不通的是还要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他妈的，蒋介石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大坏蛋，他杀了我们红军多少人，杀了多少工人和农民？他逼着我们红军离开南方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尽了苦头，受了大损失。蒋介石一贯不抵抗，卖国求荣，是一个大卖国贼，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们”？还有的说：“我们穿了多年的红军军装，戴了多年八角红五星帽。红五星代表着革命，代表着我们向往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心和红五星一样，是红色的，难道还要我们戴上青天白日，放弃革命吗？”还有的说：“穿上红军军装，戴上红五星，仍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不照样打日本鬼子吗？保管还能得到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呢”。这些想法在宣传队同样存在着。不过宣传队员们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来又宣传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五大要求和四大保证”，队员们懂得红军所以要改名，要戴青天白日，就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因此，经过领导做思想工作，很快就想通了。因为宣传队缩编，这段时间没有下连队做宣传工作。绝大部分干部战士经过说服教育，思想上也都通了，即便不通，红军战士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铁的纪律。大家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红军改编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宣传队最难过的时刻是大部分同志调往延安。走的留的都是依依不舍，尤其是去延安的同志们。他们不愿离开这支英雄部队，他们多么希望留下来和战友们一同奔赴抗日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父亲的老乡李玉珠拉着父亲的手说：“你能留下来和战友们一同上前线打日本，你太走运了。我祝贺你啊。小胖子，我们要分手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如果你以后能回老家，请你一定到老虎沟看看我家的人，如果我能回去，我也一定到泊泊村看看你的妈妈，看看你的家”。有谁知道，他们这一别就再也没能见面。解放以后，李玉珠回到家乡工作，他多次到过我的老家泊泊村，看过我的祖母，实现了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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