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韩曙(10)

leo韩 发表于2016-02-23 18:10:34
父亲离开二一九团,到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报到。这次师从三个团各调一名“红小鬼”到师宣传队。真巧了,从二一七团来的“红小鬼”是李玉珠,他是父亲的老乡,是老虎沟人,离父亲的老家泊泊村只有五里路。但他们在家时互不相识。这次能同时调到宣传队,小老乡在一起,父亲很高兴。李玉珠年纪比父亲还小,1937年8月红军改名时,组织决定把他送往延安,解放战争时组织派他和父亲的同乡韩仲英、韩承文(他二人都是1936年参加红军的)等同志回老家,在隰县、灵石等地开辟晋西根据地。解放后,李玉珠同志在家乡任初级社和高级社社长,1957年父亲回老家探亲时路过老虎沟,想见这位老战友一面,遗憾的是那天李玉珠外出了,失去一次难得的见面机会。
到师宣传队报到后,队长关圣志找父亲做了简短的谈话。关队长说:“欢迎你来宣传队工作,既然来了,就要安心工作,好好学习。宣传队的同志都比你大,都是你的老大哥,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也会给你帮助”。接着他问了父亲的年龄、家庭状况,尤其注意询问父亲的文化程度。关队长问:“你读过书没有”?父亲把对李雪三科长讲过的话给关队长重复了一遍。
关队长笑着对父亲说:“识字比不识字好。今后还要多识字,不仅会认还要会写会用。做一名红军宣传员,要认识字,好给群众做宣传工作”。他接着说:“今天晚上部队还要行动,你先在二分队,你的主要任务是跟老同志贴标语,撒传单,以后还要学习演戏、唱歌、跳舞。在生活上要自己管自己,当然老同志也会帮助你”。
到了师宣传队,正值部队连续行军,从郭城驿经打拉池、干盐池向同心城方向转移。为什么天天晚上走,父亲当时是搞不清楚的,后来才明白是当时为了寻机歼灭敌人。部队向同心转移时,有一天晚上夜行军,几乎都是在一道山谷里,沿着一条水深不过膝盖的河川行进。河川道路顺着河的弯曲,一会左,一会右。河上没有桥。一个夜晚,大约一半时间是在水里淌行,来回折腾。十月末,西北的夜晚,天气很冷,河水冰冷刺骨,水面上飘浮着冰凌碴子。两条腿在冰水中浸泡着,两只脚冻得发麻,脚上腿上被冰碴子划出一道一道小口子,往外淌血。不少人怕把鞋磨破了没有穿的,光着脚在冰水里淌,父亲就是这样走的。每逢淌水过河,老大哥焦敬延同志总是说:“小胖子,来,我搀着你淌过去”。就是走路他也要父亲紧跟着他。
天快亮了,师部进到一个叫高崖子的村子里宿营。宣传队挤在老百姓的两口窑洞里。父亲实在走累了,顾不得一切,一头倒在热炕上呼呼睡觉了。
“小胖子,快起来”。老大哥焦敬延把父亲叫醒,他把烧好的热水,倒在盆子里端来:“快,把脚洗洗,烫烫,准备吃饭”。要不是老大哥的督促,父亲宁愿饿着肚子,也要睡觉。因为实在走得太累了,太困了,一点也不想动。
经过几天熟悉,宣传队的人父亲都认识了。队长是关圣志,外号人称“工农兵”。二分队长王玉才。宣传队员有:焦敬延、屈振东、汪有为、黄海宽、岳文玉、贺生贵、张光寿、焦占保、李国贤、谢长林、孙志强(谢孙二人在1938年张绍东叛变时被裹胁走了)。还有两位小战友,父亲已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只知道外号叫“蔡狗子”和“铁狗子”。另外一位就是父亲的小老乡李玉珠。
这支二十来人的宣传队,成员都是农村贫苦农民的子弟,文化很低,更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平。装备也很简单,全队有一套小锣鼓,两把二胡,几支笛子和口琴,一架大众琴。有大幕、底幕和几条边幕。大幕上缀有“火花剧社”四个大字。几套舞衣和几件自制的黄色的日本鬼子服装和国民党军队的帽子。还有一点点红黑白色化妆品。为了夜间演出,还有一个大汽灯。全队家当一匹骡子就能驮走了。
宣传队员根据个人特点和分工不同,分别携带着各种乐器,写标语、贴标语用的小铁桶和小刷子。父亲是贴标语的,背一捆宣传品,提一只小浆糊桶。但是父亲很羡慕在墙上写大字标语的同志,希望有一天也能提着标语桶,在墙上写大字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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