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我得了恶性疟疾，在老百姓家休养，王须仁代理书记。9月初我回到机关，王须仁向我汇报说：“干校（青训班）有托匪活动，表现是不服从分配，准备去沛县参加新共产党等”。王须仁认为魏定远问题最大，他也是原第二游击司令部的政工人员，我们商定动员青训班毕业学员服从分配，同时将魏定远调到机关审查。
几天后，在鱼台县谷亭召开了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除梁兴柞王宏鸣外，白子明带了军事部长张如、统战部长王文彬来四大队开会，开完会后到地委住了几天。当时，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一直在地委地委汇报工作，在场的区党委的同志有白子明王文彬陈筹张如，地委有三人。参加汇报完工作，王须仁提出托匪问题，主要还是讲干校有托匪活动，嫌疑最大是魏定远。王须仁提出要进行审讯，白子明同意，认为他当过政治裁判科科长，有经验，决定由他负责审讯。
第二天，王须仁汇报审讯结果，魏承认是托派，并供认了一套组织和活动，大家感到事关重大，有必要再问问白子明，提出派人把魏押来再审问一次，魏来后王审，大家帮腔结果，魏的口供与王的汇报相似，魏供认组织人员活动；我们都信而不疑。怎么办？王提出要审问曹广善，说魏供的人员最主要的是曹广善（沛县人）,曹于区党委党校毕业后介绍来地委尚未分配，当时在组织部、区党委同志同意，当晚审讯，我们大家都去了下，看到王动用了刑罚，用子弹划肋骨，腿上夹砖，但大家都无异议。
第三天，王汇报曹也承认了，而且又供出了一套组织。但是曹的口供与魏对不上，有交叉但又不一致。白子明主持研究，认为曹的供词也是真的，大家琢磨托派组织可能是苏北、鲁西南各一个 ，曹、魏各供一处，因此口供不一致。曹第二天死了，区党委同志也未问原因，也未提出异议，当时根本不懂政策，只有一股热情，幼稚的很。
区党委同志离开鱼台前要王须仁搞份材料（即由曹魏口供编造名单），准备带回区党委机关，也开展肃托。同时要求我们湖边地委继续肃托。我感到不好搞，问白子明：“我没经验，怎么办啊？"白子明说：“你们有大将，愁什么！”大将指的就是王须仁。于是我们就相约两地都进行肃托，并交待了情况。
在肃托中，我完全相信和依靠王须仁。王的汇报我听信，说抓谁就抓谁，抓了人就要警卫连关着。那时真是：怀疑谁，谁就是托匪，怎么怀疑，他就怎么交待。接着游击队的指导员也被供是托匪了，越株连越多，这么多托匪怎么办呢？我向四大队联系，准备向他们靠拢，并借他们的电台向分局汇报。四大队梁、王派了一个姓陈的保卫科长到鱼台，来接我们机关游击队和在押的“犯人”一块到湖东到湖东后，王宏鸣首先肯定我们肃托搞得好，并规定了几条：1.从现在起游击队编入四大队，地委的警卫由四大队派出，“犯人”交由四大队看押。2.我陈筹还有地委同志专门搞地方发动群众工作，审讯托派由王须仁陈科长负责，我们提请梁王向分局报告托匪情况，他们答应了，从此我们就不管肃托的事了，交差了。
不久，要反扫荡，上级指示对托匪要采取紧急措施，要处决几个人，王宏鸣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无意见。于是在郭里集第一次处决了几个人。又过了段时间，王宏鸣告诉我们，在区党委那边，王文彬、张如、郝中士都被抓起来了，马霄鹏已经死了。区党委也要向我们靠拢四大队决定转移到湖西谷亭与区党委汇合叫我们也跟去到谷亭，第一天大家见见面，第二天就召开了公审大会，由白子明王宏鸣、王须仁主持，宣布肃托的胜利，由青年部长孙衷文坦白交待宽大处理，同时镇压了王文彬和张如第三天叫我到谷亭小学开会，一进会场，我的警卫员枪被缴，我被捕，和孙衷文、郝中士关押在起，我们三人也不说话，互相怀疑。过了一周多，开始审问我，用电话机发电，一头捆到脚上，一头捆到手上，对我施用了电刑，审问了一晚上，我挺过来了。
审讯回来后，我缓过劲来，郝中士、孙问我情况。在交谈中，孙衷文说他的供词是假的，还说到白子明对我和马霄鹏早已产生了怀疑，并说地委干部只剩下王须仁，区党委只剩下白子明，四大队只剩下王宏鸣了。第二天接着审问我，方法是动段刑然后找个已供者证明我是托匪，不承认就再用刑，在湖西时被肃的张子明等人这时也证明我是托匪了，在严刑加上这些证明下，我也被迫承认是托匪了。
审问者又问上面是谁？我说不知道，他们在动了刑后，又根据别人的供词问我是不是某某，我也点头承认了。
我在被捕前，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肃出来的都是托匪我被捕后，我认为我自己是捕错了，到我知道了孙衷文假口供，再到第二次审我，我也承认了，我才明白肃托搞错了，王须仁开始搞的就不对头，但等我明白了，已身不由己了。
怎么办呢？我们发现同我们关押在起的还有即将释放的“经济犯” 于是我和孙衷文签名写了一封说明肃托搞错了的申诉信，托经济犯”释放后交给我们在夏镇的交通站长张运海转送到山东分局。怕王须仁等发觉，信装在个洋火盒里，这封信分局收到与否？ 不知道。
天气逐渐冷了，敌人扫荡的很厉害，我们关在牢房里，将首抗日歌曲改了几个字，唱道：
秋风凉，
阵阵秋风吹牢房（原词是战场）,
牢房多囚犯（原词战士）,
囚犯无衣裳
衣裳破烂志不改，
坚决勇敢打东洋！
我们这时想，应当把我们这些“犯人”集合起来攻城，牺牲了是烈士，谁不敢上就是托匪！这比不明不白的死强！
行军时我们都被五花大绑。一般行军都是晚上，天气很冷，行军休息，路边倒就睡觉，队伍中骑马的只剩下白子明、王宏鸣、王须仁三个。干部们抓的抓，杀的杀，跑的跑，虽然风闻上级不让杀人了，这时还仍然偷偷摸摸杀了些。
罗帅和郭洪涛同志是十二月初到湖西去的，带了个警卫连，处理这件事，光是郭洪涛不行，他制不了逼供逼讯；搞不好他也可能被抓起来，只有罗帅有威望，能镇压住王宏鸣。
罗帅找我谈了一次话，听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对我说：“这件事搞错了，扩大化了都可以解决”放出来后有的同志留地方，我跟罗帅一块走了，王须仁也过来了，到了鲁南师政治部，黄厉副主任将我分到《战士报》。1940年元旦，我写了这样的日记：“1940年的新年是部队生活的开始，是在个人斗争史上的个严重的波折之后，是自己在地方工作中犯了错误之后，随着1940年的新年，我就接受了部队工作的新任务”。
王须仁留在师部保卫部审查，听说他装疯卖傻后来自杀了。
当时根据些片断反映，给了我永远开除党籍处分，处分后，宣传部赖可可部长给我安慰，说将来党籍还可以恢复的，这时王宏鸣未给处分，当六团团长，白子明降为预备党员，孙衷文调到文联。这时我想的是，在这次事件上，许多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个人受处分重点轻点没有什么，王宏鸣那时还对我说：“事情都过去了，今后好好工作吧”。后来中央来电报判王宏鸣徒刑，王叛变投敌了。
（单县党史征集委根据李毅同志1980年3月31日在西直门招待所的谈话整理，该文收录于山东大学出报社《湖西肃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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