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 月10日的前几天，五区党委驻王小庄，我和朱华等《团结日报》社的同志们驻郗楼，开始听说湖边地委肃托了，杀了很多人，已蔓延到区党委，昨天夜里，区党委把段麟在王小庄北寨墙处决了。当天，张基隆来报社找朱华谈话，我在旁边刻木刻（报纸上用），他俩个嘀咕的时间很长，声音也很低，听不清楚，但知道是关于肃托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因为我在被捕受时曾用过，因此还记得。张基隆对朱华说：反正“论新阶段”上说得很清楚，没有人证物证，不能随便捕人、杀人。第二天上午，马霄鹏同志来信叫朱华去，等到天黑没回来，马霄鹏派人给我送了个条子，说朱华有事情，不能回去了，叫我将朱华的行李交去人带去，并告诉我那里有新华社发的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社论，让我明天去取，在《团结日报》上登载。这时，我已估计到朱华可能同“肃托”问题有关。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去王小庄了，宣传部只有张基隆、吴筱皪在，马霄鹏同志在区党委开会，他俩同我谈话都不大自然了。吃午饭时，马霄鹏同志才回来，见了我，就把我叫到一旁说：朱华有问题，我已将他逮捕了，报社只剩你一个人了，以后再给你调吧！他的脸是通红通红的。我在那里吃的午饭，把社论拿回。下午，我将《团结日报》第28期的稿件整理好，派人送工厂去印（铅印，工厂在外村）。晚饭后，机关向丰北转移，我们到王小庄集合，刚走到村西头，就看见孙衷文带着几匹马飞奔而来，走到我跟前下来，说：“老魏，你出事了。”我就被绑起来到王小庄，队伍已开始行动，被绑的已有七、个人先在，都被带上了所谓“托匪”幅，遮着脸。
我的印象到丰北后，我们不是住在于王庄，是枪杀后，我爬到于王庄去了（编者按：魏钦公同志头部受重伤，但没有打死爬出了死人坑）。当时，我觉得可能我被弄错了，别人都是“托匪”，连从小的同学吴筱皪，因为他在河北上的高中，那一段我们不在一起，我便怀疑他那段可能有问题。我虽被捕了，但自觉无事，所以我一直睡到第二天吃饭才醒。一睁眼看见朱新民依墙坐着，浑身上下被打的烧的不成样子了，哭着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他不是党员，怎么也搞在起了，没有理他。吴筱皪不在了，第二天又被送回来，折磨的也很狼狈，对我说：“妈的，不讲理，就是打，你得准备一套口供，混过去再说。”旁边有人也说：“反正向党自首不算啥”。我当时对这些议论都不以为然，为什么没有事要说有事，要编？下午就轮到我了，一进审问室，看见一排坐着白子明、孙衷文、郝中士、张如、王文彬、赵万庆等，不见马霄鹏同志了，就觉着糟糕，我最相信的人不在了。先开口要我交待的是孙衷文，我不承认，就用弓弦拴住手脖子吊在梁头上，跪在地下，腿上压着杠子，不承认就用井绳打，后来又用尖头子弹划肋巴。我被搞急了，就按张基隆对朱华说的那个意思喊了声：“你们看过论新阶段没有！”好象有点效果，大家都不吭声了。接着，叫朱华与我对质，朱华是用门板抬进来的，已坐不起来，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了。他说： “学习会”不是你也参加了吗？那就是“托匪外围” ，参加的就是“托匪” 。我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感到当时我可能把“同乡会”听成“学习会”，我一直认为朱华说的是当时区党委宣传部的学习小组，马霄鹏是组长，有朱华、张基隆、吴筱皪、陈雪柚，还有戴晓东同志的爱人---是个小脚女同志，和我参加分章学习，讨论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 当时我认定朱华说的是这个组织，所以我说“如果那是托匪组织，就是。”就这样把我放下来了，夜里十点钟左右开始处决，处决一个再叫一个 ，第一个是吴筱皪，第二个第三个是李从文、梁自寿，他俩都是军事部的，第四个是我。
我爬出死人坑，到于王庄场边个草落里隐蔽，一个叫于振甲的老大爷每天给送一“独笼”绿豆水。大概是第三天晚上，他们在场上开“九一八 ”纪念大会，唱歌讲话，孔真的声音特别高，可以听得出来。
大概又隔了二天的夜里，下半夜岗哨增加了，两个岗哨搬倒我隐蔽处外面一个“袜秸捆”，坐下来说话，但天明前撤走了。天一明，老大爷跑来告诉我，队伍走了，叫我到他家，换了一身破衣服，我叫他用小车推着送我到单县赵辛庄赵学增赵希鲁家，他家同王文彬同志有亲戚关系。第二天就听说王文彬、张如等已被枪杀了。我较详细地写了这段的过程，是为了说明一下那时的客观情况。王须仁、王宏鸣、白子明能够搞起肃托决不是偶然的，他们利用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赤诚和对革命的忠心，也很幼稚（我当时才18岁）。五区党委的肃托是从王小庄就开始了的，不是以后才搞的。从王小庄到于王庄的时间，不会是十四日。
（二）关于湖西肃托是扩大化，还是彻头彻尾的冤案？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关于被宣布的几个“托匪”，我知道的是五个，其中有三个，我看是没有根据的。我在河南工作，知道些魏定远的情况，你们可找新华社的穆青再查查，在河南工作的冯若泉同志告诉我，1936年，他与穆青和魏定远是祀县大同中学的同班同学，思想比较进步，他们三个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并在姚雪垠（当时的国文教师）的指导下，办有《群鸥》杂志。1937年，他们三人又同到开封两河高中上学。抗战以后，他先以民先的关系离开学校，要到延安去，在风凌渡没有过去，在晋南遇到八路军，到了总部特务团他又写信给穆青、魏定远，指定路线，叫他们找八路军参加工作，他们等他到了彭雪枫同志在临汾办的学兵队中学习，在那里学习后被分配出来，但他不知道魏定远到山东省。穆青会知道冯若泉跟董老当过多年的秘书，他不相信魏定远是“托派”。
我前面说了些朱新民的情况，他在抗日救亡中并不怎样接近我们的，王天章是个中学教员，不好和别人吃同个井的水，很能抬杠，思想进步。我在单县从没听到过他两个人有“托匪”的任何迹象。
吴光道同志曾告诉过我，他就是朱华发展的党员。
关于魏定远的情况，河南省委副主任党若平同志又告诉我，魏定远是南阳市人，不是你们说的扶沟人，党若平同志1930年到1932年和魏定远在南阳中学是同学，他在那里上学期间，曾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抓起来了。以后情况，党若平同志就不知道了，魏定远在南阳还有个哥哥，1956年还挂着反属的牌子，党若平同志看见了曾叫摘掉过。魏定远在南阳上学时的名字叫魏鹤订。
（该文收录于1992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湖西肃托始末》单县党史整理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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