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革命者的鲜血教育了先后被捕还活着的同志，孙衷文、陈筹、郝中士、赵万庆、李毅等，一入狱头脑比较清醒了，方知“肃托”错了，他们先前错误的帮助王、王、白把别人打成“托派”，现在王、王、白又把他们打成托派”，这才真正明白了“肃托”是错误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他们，使他们更清醒了。在互相串供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挽救危局，秘密写信上诉，秘密进行了反对“肃托”的活动。我当时是个中层干部，对领导内部不甚了解，但就我接触到的一切来看，认为“肃托”搞错了，我到湖边地委上任时，高文甫见面就问：“子敬同志，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以“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这句话来回答，促使高文甫同志和沛铜中心县委书记鹿渠清同志得以逃走脱险，因此我遭到王须仁的拳打脚踢和辱骂：“混蛋”“不抓你，你还活动反对！”结果我就这样被他们逮捕了，对于白子明、王须仁对我的逼供诱供种种刑罚及“你承认了我负责”等种种伎俩，恨入骨髓。我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和硬顶的办法，都无济于事。赵万庆同志启发了我，他在监狱的窗子外边对我说：“子敬同志，硬顶，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要想办法去上告呀！我和郝中士同志已经写信，让刘昭筹上山东分局去了”。经过多次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心想法出去，到延安找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去！我下决心在狱内物色吸收可靠的人，宣传反“肃托”斗争，组织逃跑上告，力争等待上级来人解决。并秘密约定：凡已经承认的，非到临死关头不轻易暴露真情，一旦处决时，必须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表忠贞。在狱内我吸收了任子健、苗春亭成立了小组，还准备吸收孟静之同志，当机关转移到单县辛羊区距我家张寨六华里的王小庄时，我乘机逃跑回家，计划和爱人蔡志真同志见面后，说清情况，布置好，以便经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崔田民同志处，直奔延安告状。不巧，蔡志真不在家，碰上父亲盘问。我就把被诬陷打成“托派”逃出来去延安告状告知父亲。七十三岁的父亲听后二话没说，就立即跑到王小庄，质问白子明王须仁：“我的孩子交给你了，相信你一块打日本干革命，为什么把他打成‘托派’呀！”白王吱唔说：“大爷，你不懂，‘托派’可厉害啦，越陷越深，他图人家的钱啦”父亲大怒，气愤地说：“胡说！我不信，我家虽穷，穷得有志气一不偷，二不摸，靠种地吃苦过活，从你们到张寨就住在我家，不仅管你们吃穿住，还昼夜没离开过您，一起工作保护您这里藏，那里躲，生怕您被坏人抓去，您是怎么搞的？! ”白子明王须仁无言以对，只好把老人推出去不理。这时，他们发觉我跑了，又派人把我抓回来，二次入狱。这次去延安上告的计划虽中途失败，但却体现了一大批受害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正当湖西区大批干部惨遭白子明王须仁王宏鸣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杀戮的时候，湖西区广大党员干部日夜盼望的上级终于来人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等领导同志带领支骑兵武装日夜兼程，飞马赶到湖西区的单县辛羊区楚洼村，当即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同志，并宣布：“你们都是好同志你们被冤枉啦，你们解放啦！”大家顿时泪如雨下，怨恨与喜悦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莫可言状，于是，一场灾难性的浩劫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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