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八月下旬，我从沛铜中心县委巡视工作回机关时，中途遇上白子明、王文彬、张如三人骑马奔驰而来，我拦路大叫：“白主任干啥去？”但他们神色慌张，马不停蹄地飞驰而过，待我回到区党委驻地王寨时，一进门碰上巡视团的任子健同志，他顶头就说“伙计，不好啦！湖边地委出了大事啦！来人说‘把魏定远一夜揍出来啦，是托派’，地委请求区党委派人去处理，白主任他们立即骑马去了”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不理我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到达湖边地委，立即听取了地委书记李毅和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的汇报，认为事关重大，马上召开边区军政委员会（其成员是：苏支四大队长梁兴柞，四大队政委王宏鸣，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会议集体研究并集体参加了审讯，除军政委员会成员外，参加审讯的还有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地委书记李毅。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亲自主持，由于王须仁对魏定远、郝晓光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威胁利诱的办法残酷毒辣的刑罚，迫使魏定远、郝晓光未敢翻供，当场按照向王须仁承认的事实复述了一遍。参加审讯的军政负责人都信以为真，认为湖边地委确实有了托派”；同时赞扬了王须仁的“能干”、 除奸“有经验”，默认了他刑讯逼供的做法。这次由白子明主持召开的审讯“托派”的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会议，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它不但批准了湖边地委王须仁手制造的所谓“托派事件”，更鼓舞了王须仁的气焰，而且肯定了湖西地区真有托派组织活动这就为在湖西区进一步开展肃托奠定了合法基础。
湖西“肃托事件”的发生，及区党委对这事件的认定决非偶然，其指导思想理论根据组织决定是有其渊源的，康生一九三八年月所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帮》一文，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二十九三十期发表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中共鲁西南工委住在单县张寨我家时，在蔡志真同志（我的爱人，已故党员）为工委保存的文件中，我就发现并翻阅过了那是我有史以来第次知道托洛茨基其人的名字托匪”的称呼，和它在中国的组织活动叛徒行为及其危害性，还不止一次的听到工委负责人白子明、孙衷文、马霄鹏诸同志议论酝酿。他们在我家的间小茅草屋里，用小册子的种种观点、内容、精神和方法，来套所属县的某某同志认定某某是“托派” ，其中就点了魏定远、金乡XXX的名字，及单县某人有“托派”嫌疑等问题。当时他们不回避我，因为他们一来张寨就住在我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单县县委建立时，我被任命为县委组织委员，三八年下半年为县委书记，也不回避王须仁。王须仁是从徐州跟随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第一纵队来的，曾任过政治处的负责人、代理司令，经单县县委书记李毅的介绍，住到我家，我和他同吃同住，朝夕与共他和工委直线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魏定远是王须仁的部下，也住在我家，为了照顾魏定远和他爱人刘莹的关系，蔡志真还为他们专找了一间屋子呢，我曾发现王须仁和魏定远之间的关系不和，经常白眼相见，发生口角、互不服气。
以上事实说明王须仁、魏定远、白子明三人有在起工作、生活过一段的历史，王须仁曾任过苏鲁豫区特委秘书长，驻在特委留守处张寨，专为部队搞给养那时，我曾见他对来往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进步商贩进行雁过拔毛，施行劫掠政策，他任意采取严刑拷打的办法索取粮款。王须仁的所作所为，早为我父亲（张学田，同志们均以抗战老人相称）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曾气愤地严令我与王须仁断交他说： 王须仁这个人对人民太狠，不象我们的人，不能成大业、办大事，你要坚决和他断绝关系！”。然而由于我当时年轻无知，默而不宣，只是记在心头观察而已。湖西“肃托事件”,事实告诉了我，王须仁是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用极残酷的手段，借刀杀人的反革命刽子手，是个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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