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湖边地委干校出现了所谓的“托派”活动，已查出来的主要“托派”分子是魏定远。
按理说这个案件应该由我来抓，可是，苏鲁豫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给我谈：“区党委领导认为这个案件复杂，你经验不丰富，王须仁办案有经验，这个案件由王须仁来管，你就分管打击汉奸维持社会秩序内部保卫这几项工作。”
为什么说王须仁办案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王须仁所在的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驻单县时，有次单城徐家羊肉汤馆的老板，用棺材装了一批走私的盘纸（当时也叫烟纸），从济宁运到单县，有人将这件事报告了第二游击司令部，王须仁根据报告，就把徐老板抓来审讯所谓审讯，就是吊打、灌辣椒水等法西斯手段摧残人体，徐老板受刑不过只好承认，王须仁罚了他两千元钱。这样来，有些人便认为王须仁审案有办法，有经验，以后还有人喊他“王法官”。
“肃托”运动一开始，王须仁就把魏定远抓起来严刑拷打，搞逼、供、信。魏在严刑之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托匪”，并按王须仁的意图，仿照我党的组织形式，供出了一批军政领导同志。
被供出来的同志，在严刑之下，又被迫供出一批同志，就这样一批又一批，越扩展，人越多，你不承认，他就用刑，就提示指供诱供。
抓了魏定远，紧接着又抓了常俊亭、史维功、张体壁。不久我也被抓了起来。
由于抓的人越来越多，苏支四大队又不在湖西，王须仁、白子明等人认为在湖西太危险，于是，决定转移到湖东，和苏支四大队靠拢。当时跟随转移的武装，一是鱼台县政府的特务大队（大队长是孙立炎），再就是湖边游击司令部所属的游击四大队。
第一天从王楼转移到南阳镇，我们住在侯家大院。这天晚上先审的是金乡县的袁汝哲，从审讯室传出的惨叫声，划破夜幕，刺人胸怀，使人难过万分。当审到常俊亭时，王须仁叫我去看，在王须仁的指使下，先是让常俊亭坐老虎凳，接着就是灌辣椒水，用子弹划肋骨，剥光衣服用烙铁烫等，连串法西斯刑罚。尽管王须仁对她百般摧残，常俊亭同志毫不畏惧，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审过常俊亭让我回去。我回到屋里，由于惨叫声阵阵传来，催人泪下，怎么也睡木着，就坐在屋门坎上沉思到了十二点半左右。
李贞乾从我跟前走过，他向我：“你怎么还不睡？”我说： 睡不着。”
他到厕所解了小便，也坐到我住的西屋门坎上，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就问：“现在又在审谁？”他说：审王鉴览。”
当时，对于“肃托”虽然都深有怀疑，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我们二人在块闷坐了个多小时，就各自回到各人屋里。
第二天，我们从南阳转移到郭里集，和苏支四大队住在起到郭里集的第二天，就是一九三九年的九月十五日，王须仁王宏鸣白子明把军队排以上干部，党政系统的地委、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召集到苏支四大队队部驻地的大院内开会，会场的周围布满了岗哨，入口处设双岗，警戒人员佩戴二十响匣枪，张着机头，如临大敌。凡来开会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坐下以后就不准挪动连大小便也不允许。来开会的同志面面相觑，十分紧张。
人到齐后，王须仁主持会议，王宏鸣出场讲话，他说：“你们托匪”钻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了，你们在场的谁是‘托匪’，要站出来交待。”
在座的干部谁也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王须仁接着站起来说：“你们不说，我就不客气了，点名！”
于是，他掏出个名单念起来念到谁，就由苏支四大队的警卫人员先缴谁的枪，马上再绑起来。到后来王须仁干脆把名单抛到一边，根据人的脸色，点名逮捕。结果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七、八十人被当作托匪”逮捕起来。
王、王、白，把被捕的干部集合起来训话，王须仁杀气腾腾地说：“你们中间有个暗杀团，想暗杀我们，由四个人组成”说罢冷笑几声，接着他大声喊道：“参加暗杀团的站出来！”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动王须仁又嚎叫声：“站出来！”还是没本动。
王须仁见此情景狞笑道：“你们不站出来，我也知道，好！我就点名了。”
他接着点了特务大队长孙立炎、游击四大队长权羽亭、教导员刘葆琴、副教导员秦廷奎四人，并当场把这四位同志单独拉了出来，刘葆琴忍不住，气愤地指着大批被捕的同志对白子明说：“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派’吗？”王须仁看不妙马上说：“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几个警卫战士上来把刘葆琴同志按在凳子上就是顿毒打，打得鲜血直流；又用点燃的擦香烧他的脸刘葆琴昏过去以后，又对秦廷奎用刑，打的皮开肉绽才停止。
王须仁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这样做，目的是给全体被捕的同志点颜色看，这样以来，谁还敢说个“不”字。剩下的我们几十人被分别关了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刘葆琴孙立炎权羽亭秦廷奎和袁汝哲刘庆余等同志被杀害了，埋在村外一个预先挖好的坑里。
九月十六日，日军向郭里集进攻，炮火十分密集，全体人员随苏支四大队往西撤，我们这些托匪”被绳子绑着，一个战士牵着一个。日军的炮火赶着我们的队伍打，队伍很乱，都慌着往前跑。我们这些“托匪”自觉着没问题，看到革命队伍受损失心痛，还帮助指挥队伍，掩护战士们躲避敌人的炮弹，战士们看了我们这些行动都很受感动，有的战士说：“他们那里象坏人呢？"
队伍从码头上船，渡过南阳湖，十七日到谷亭镇。到谷亭的第一天，我被押在董绍斋家里，停了两天，又把我转移到苗家药铺的西屋里。和我在一起的有王文连、程华亭、时锡英。这两天中间，又有一大批同志被杀害。
到了九月二十三日（阴历的八月十一日）就轮到我们了，他们分别把我和其它七位同志，从各个地方提到谷亭小学对门个大院的堂屋里，院子的后门就是个大水坑，这是他们杀人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和鱼台县政府会计主任王文连、湖边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宣传部长刘厚凤、湖边地委干校的魏定远，及湖边地委的杨科长等八人，关在一起。负责杀我们的是四大队特派员陈友仁。
我知道要在这里杀我们，当时并不害怕，就是气得很，我想干革命没让敌人杀掉，反而被自己人杀了。我被带到那里时， 开始并没想到跑，只是想着临砍头前怎样喊口号，因为喊早了他们要把嘴给堵上，喊晚了恐怕来不及。到了临快执行前，他们又将我们用新麻绳绑了一次。当绑到我的时候，我两只手紧扣在前面，咬牙用力挺着，使他们绑得不紧，待他们绑好后，我慢慢地把手松开避开看守人员，背过去偷偷地将绳头解开，借着看守人员忙于紧其他同志的绳子时，我将绳子虚缠在手上在我解绳子时，尹夷僧等几个同志看见了，有意避开，给我以支持的目光。
就在我解好绳子的同时，刘厚凤等四位先绑好的同志，被看守个牵着个带了出去，只听刘厚凤气愤地喊着：“这是边区的大屠杀！”屋里只剩下四个看守，门口还有两个看守，他们光注意看执勤人员翻被害同志身上的东西，屋里的看守正忙着紧一个同志的绳，乘此机会，我慢慢地移到门前，飞起脚，将守在门中间的看守踢倒，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出门后，我一拐弯跑入东院，东院有个胡同通往谷亭的南北街，我们军法处以往在这里住过。我在前面跑，两个看守在后面追。
谁知在胡同尽头垒了个人多高的墙头，眼看着两个看守追上来，怎么办？ 回去是不行了，我用力一纵身，爬上了墙头，翻了过去，越过墙头，继续跑。
两个看守扒着墙头喊：“截住托匪！截住托匪！”前面有三个喝茶的群众，见是穿军装的追穿军装的，有些莫名其妙，他们不但不截我，反而一闪让我冲过去，由于我当军法处长，对这带地形很熟，冲过去后往西拐就到了一个防止敌人袭击的掩体旁，当时有个战士在那里站岗，我冲到他跟前，他也闪我就过去了，过了岗哨往北拐，再往西拐跑到另一个小胡同。我顺着胡同往西跑，又钻入一个往北去的小胡同，跑了一阵又转入一个往东去的小胡同，继续跑，而追赶我的人却往西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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